“找不到名目发钱”其实困扰了央企上下很多年。为什么说名目和名分是难言之隐呢？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是在2002年由国资委制定，本来意在用基薪+绩效年薪的方式，把奖金和绩效考核挂钩制约。但是规定成空文，出资人或其代表的薪酬安排权“大权旁落”，变成了央企“我的地盘我做主”。

央企是共和国长子，高管是国民的打工仔。现实却是打工仔褫夺了老板的图章，给自己猛开支票，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更有甚者，还多了一本灰色收入“账外账”。陕西高速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万元，其经验是“受贿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因为国企比较安全”，原因是“国企普遍爱好做假账，并且精通这方面的业务——‘有办法做’”。

“有办法做”无非就是巧立名目，谁让儿子比老子横呢？名目问题说到底还是名分问题。亦官亦商自然游刃有余，比管理，独享垄断权力，谈薪酬，就是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既算政府官员还拿着华尔街的高薪，自我定位的不清晰，很容易就会陷入权力自肥的怪圈。（付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