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央视报道有人组织武汉在校大学生“枪手”前往河南杞县等高考考点参加替考。教育部回应称，已派出工作组赶赴河南省、湖北省指导督办调查。河南省招办回应称，2014年该省已查实违规违纪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6月18日《新京报》）

违规考生165人，其中替考者就占了绝大多数，可见替考作弊已成“产业式发展”和“规模式效应”。事实上也是如此，随着报道的深入，相关内情也逐渐浮出水面，从高考前几个月，武汉几所大学教学楼厕所内出现招募高考“枪手”的小广告，到考试前，考试组织者向每位“枪手”支付5000元定金，考试结束后将根据成绩补发“奖金”；从“枪手”价格一本三万、二本两万、重点五万，到买通关系打点一个考场起码7万，再到验证指纹时，监考老师发现破绽不阻拦，一个作案链得到了完整呈现，一切防控措施和制度安排，在糖衣炮弹之下都形同虚设。

外界有举报，媒体有曝光，而唯独监管却始终后知后觉。一个作案多年的团伙，再加上招聘“枪手”的小广告昭然若揭，可见高考作弊现象的严重性。而事实上，近年来尽管管控措施越来越严，但高考作弊的案例却不时发生，有些案件还相当严重，其背后的原因就值得思考。就其根本来说，还是处罚失之过软，违法成本过低，无以遏制作奸犯科者的冲动。

就教育部的回复来看，其处理分为几个层次，一是对涉及的教育系统工作人员，一律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二是对伪造、变更身份证准考证以及其他证明材料，由他人代替或代替考生参加考试的考生，取消当科成绩，并禁止参加其他国考1-3年；三是对替考的大学生“枪手”，将开除学籍。同时，构成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确切的说，这样的处理遵循了一定的惯例，也符合《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规定，但就整体来说明显偏轻，无以达到触及灵魂的效果。若没有社会诚信体系的风险和入刑的代价，单纯的禁考、取消成绩和开除学籍，恐怕很难起到威慑作用。

然而，这类案例在香港的处理却完全不同。2012年2月27日，3名内地男子在香港使用假身份证明文件代人参加托福考试，被判实时入狱10个月。裁判官斥3被告明知故犯，令国际认可的考试评估制度受损，行为可耻。就国外来看，类似的行为同样会有入刑的风险。反观国内，替考事件处罚遭遇法律空白，即便交由司法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规定，重则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正是基于此，才有检察官建议在《刑法》中增设“非法组织替考罪”。

从2008年的“甘肃天水替考案”，到2012年的“河南开封替考案”，再到2012年的“内蒙古师范大学区外院校美术类考试替考案”，无不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尴尬。时下，替代已有产业化趋势，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门类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先进。在泛滥成灾的趋势之下，跳出道德约束的思维定势，用刑法规范“枪手”、打击“替考”已势在必行。（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