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该怎么“拯救”？真的需要立一部《好心施救者保护法》，或者《无偿施救者法》《拾金不昧免责条例》吗？笔者以为，不然。一方面，我国的社会公德并没有沦落到需要单独立法来挽救的地步；另一方面，如此单独立法必然导致我国法律体系混乱繁杂。单独立法保护显然不符合我国现实的法治状况，但是依托现有法律把类似的好心施救、拾金不昧等行为纳入法律调整和保护的范围，是可取的。

从现实看，我国的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和漏洞。以捡到他人财物为例，依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但是权利人在领取遗失物时，只应当向拾得人支出必要的费用。对于必要费用之外的支出，给不给则只能看权利人的“人品”了。不仅如此，捡到他人的遗失物之后，还得“妥善保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还得“承担民事责任”。字里行间，我们都感到拾金不昧、“天上掉馅饼”并不一定是件好事。一不留神，还被人“咬一口”，说你偷的，说你是“有保留”归还。你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但是没证据，也只能落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要鼓励人们见义勇为、拾金不昧，让社会公德永闪光芒，恐怕法律还是不能袖手旁观。笔者以为，应该对相关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增加关于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等行为的酬劳规定和免责条款，在出现类似于“彭宇案”、“豆饼大妈”案件时，在举证责任的承担方面应该有所倾斜，让现实利益取得者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唯有如此，当路见不平时，人们才会“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不是冷眼旁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作者：陆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