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文学史里，“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

　　把顾彬和“垃圾说”等同起来几乎成了一个惯性思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不是我第一个说的，是我多年前在汕头大学一次会议上听一位中国学者说的，他后来去清华大学教书了。我只是第一个向公众提出来罢了。”至今顾彬仍然坚持中国当代文学除了诗歌之外都不是太理想，“印象中好的作品有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张爱玲在香港发表的长篇小说。中国当代散文、小说、话剧都比较困难，余秋雨知道怎么写好散文，但还不够好，最好的散文是北岛写的。小说呢？我觉得还是王蒙在1980年代写得不错，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我还没有去思考。那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译介绍给欧洲的，但把他和其他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从他获奖之后我们就决裂了。”

　　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顾彬还是坚持他的“语言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我一直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德国老头有点固执地说。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德文版和中文版几乎同时面世，“在欧洲卖120欧元，中国只要58元人民币，太便宜了！”顾彬开玩笑说。有专家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没有了顾彬式犀利的批评语言，“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老朋友。”

　　评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十分严谨，书中有相当多的注释和引文，通过这些注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程度。让我相当惊讶的是，中国20世纪文学在欧洲的译介和研究非常深入，甚至超过了我们对欧洲文学的了解程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没有过多地纠缠于文学以外的社会、政治、文化，而是更加突出文学、文字和作家。几百年后，我们只会记得这些文本，而不会再记起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本来以为书中会有许多尖锐的批评，但现在可能要让我们失望了。——陈思和

　　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体例、标题都很像。——孙甘露

　　文学史也在垃圾化，甚至比当代文学更垃圾，很多文学史既没有文学也没有史，只是为了职称和课题而写，甚至成为文学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镜像投射，比如鲁迅给多少字，茅盾给多少字都会有所限定。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值得推荐给大学生作为教材的。——张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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