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来，中国的传统出版业正处在如火如荼的改革大潮中。尽管整体环境上也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政府近年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民间投资的逐步开放，以及“走出去”步伐的加快，都使得中国出版业前景更显乐观。
作为三联书店的编审，贾宝兰委员在出版业的资历可谓“资深”。现任《读书》杂志主编的她1982年就进入这份刊物，可说是“四朝元老”，和董秀玉、杨丽华、吴彬、赵丽雅被称为《读书》的“五朵金花”。前主编沈昌文先生曾经称赞她：“沉默寡言，认真工作，不事声张。”
贾宝兰今年带来了多份提案，其中有一部分是动物保护协会委托她提交的建议，如立法取缔活熊取胆等。至于她自己的老本行——出版，则延续了去年的主题：修订《出版管理条例》和建立让出版业“走出去”的长效机制。
瓶颈还是翻译
北京奥运会以后，国家更加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2009年4月表示，希望在未来5至7年内，通过行业整合产生6至7家国际化的大型传媒和出版集团，这些大集团要能够“引导世界公共舆论走向”。他认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尚与“世界大国形象”不相匹配。
很快，行业整合开始了。继2009年一系列整合与转企改制之后，出版界上上下下将2010年视为“决战之年”。
在贾宝兰看来，出版企业“走出去”的瓶颈是翻译。在去年两会上，她曾提出建立国家翻译院，由文化部或“教育部”牵头，对翻译人才进行培养和提高。今年两会，贾宝兰继续就此建言，她希望能借助翻译院这样的机构，让翻译人才除了外语之外能兼修其他专业，从而提高译作质量。
补贴学术出版
追求短平快的功利风气不仅弥漫于翻译界，事实上，快餐文化的娱乐化倾向更给这位出版人带来了深深的困扰。“各种娱乐节目特别火爆，真正学术的东西不受市场追捧”。
但另一方面，她也觉察到，学术本来就是小众的，被冷落也属正常。因此，她建议国家建立学术出版补贴制度。目前已有的出版发展基金在数量上还是偏少，无法满足改革需要。
对于一向以学术社科类著作赢取读者口碑的三联书店来说，如何能在竞争激烈的商业市场中保持自身的文化追求，是一个难题。贾宝兰透露，目前的利润主要靠的还是《读书》和《三联生活周刊》这两本杂志，但“三联上下从编辑到老总，又都不愿意去做过于世俗化的东西”。
另一位著名出版人解玺璋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出版体制改革并非将出版社推上市场就万事大吉。出版社的经营是否完全以市场为标准，也还有讨论的余地……无论是国有出版社，还是非国有出版公司，在追逐利润和利益的竞跑中，出版体制改革所应当承担的文化诉求，都有可能被轻视或被忽略。”
“走出去”有很多办法
贾宝兰认为，出版社“走出去”，有很多办法。一是出口外向型图书，针对国外市场专门设计、量身定做，这一块“风险最小、最有潜力”；二是和海外出版机构合作；三是直接并购国外出版机构，在海外建立出版公司，不过，这显然是风险最高的一条路。
针对这几条路子，贾宝兰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提倡外向型图书生产，组织专家开展海外市场调查研究，开发适销对路的新品种。据她观察，三联书店的民俗系列(如福建土楼)就卖得相当不错，此外还有儿童、中医药以及反映改革开放30年等方面的图书，也受到国外读者欢迎。
海外留学生资源，也是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力量。贾宝兰说，这几年在海外图书引进中国的过程中，留学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充当了媒介和桥梁，他们对海外市场很了解，并且有为国效力的热情，不可忽视。此外，在出版社内部，也应着手培养面向国际市场的编辑和版权人员。
在夯实了自身力量之后，贾宝兰认为，国家应建立救助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在并购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在其他行业曾经出现过。我们也应该提前把这个考虑进去。现在全球不景气，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加入风险评估也是必要的考虑。”
在国家力量推动下，法兰克福书展与中国出版业的成功联手，让出版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改革愈发迅猛，现行《出版管理条例》也随之不适应现实了，贾宝兰呼吁加速重新修订。例如，作为股份制公司的出版集团的投融资、并购等问题，这部法规中完全没有涉及。(林晓蔚)
 |
责任编辑: 叶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