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公益性文化事业之所以难做，除了主事者的用心和企业家的公心外，还有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立法层面的不足。美国有一套财政税收金融的政策措施，确保赞助企业的长远利益。在美国能轻而易举拉到赞助的项目，在中国可能难比登天。

有些发达地区发达的仅仅是经济，文化却未必，那些地区的城乡差别并不表现在房子、车子等物质生活的硬件，而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资源，这些在哪怕是发达省份的农村地区依然异常匮乏。所以，有关配置要向基层、特别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倾斜，推进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免费开放。有些地方政府只喜欢做那些有钱赚的行业，却冷落需要花钱的事业，或者说，他们不愿意把大把的钱花在公益文化事业上。很多地方的社区和村庄，农民群众连看书读报的公共设施都还没有，因为图书室、报栏等是花钱的项目，办事者们不能从中持续地捞到好处，所以，即使有钱他们也不办。这就有待于强有力的考核和监督，考核监督的依据应该是有关的法律法规，主体是上级机关、人大政协、纪检监察和普通百姓，内容无非三点：公益性文化设施是否建好完善？是否正常开放？是否免费使用？

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一项新内容是所谓的文化扶贫。现在有所谓的文化扶贫机构和项目，但文化扶贫和经济扶贫不是一回事。经济扶贫是单向的，有一系列认定的标准，你去给扶贫对象一千元钱或一台电脑，主体和受体泾渭分明。文化扶贫要警惕主体的优势感觉和施舍姿态。因为文化并不仅仅是设施设备，甚至并不仅仅是知识信息，还有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所说的精神和灵魂，比如意志，比如信仰。你也许开着奔驰宝马，见多识广，但你的心灵未必比扶贫对象更加纯洁，道德未必更加高尚，信仰未必更加坚定——说不定连信仰都没有。走进西藏的某个家徒四壁的牧民家里，你也许给他们进行物质的扶助，但在精神上，你也许是被他们扶贫的对象。所以，文化扶贫可能是相向的、相互的、互助的社会交往模式。扶贫主体应该保持相当的谦卑姿态和学习精神，如果居高临下，就很难达到扶贫和被扶贫的双重效果，当你想把观念强加于人的时候，他可能连你的物质援助都予以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