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生男孩去”

元宵节那天，深圳，陈秋萍还在为他8岁的儿子阿达踌躇，到底是继续让他在深圳读书，还是尽快到香港的小学报名。陈在2002年偷渡到香港生下阿达，现在阿达会不时提醒记者：“我是香港人”。

在8年前，中港之间还没有自由行。已经育有两个女儿的陈秋萍，为了多生一个儿子，通过边境农民的船只、自行车接力，穿越河流、农田和检查站，然后躲到亲戚家，直到临产一刻才打车到香港医院。她离开香港是被警察递解出境的，但她的“突袭”也奏效了：“我蹲一两天拘留所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儿子在香港出生了，还能由亲戚抱着，从罗湖口岸堂堂正正地过了关。”这个母亲自豪地说。

陈秋萍回忆，她当年生下儿子的屯门医院，是一家被护士形容为“八成孕妇是内地人”的公立医院，其产科里大多是偷渡者（该医院位于新界部），以致警方要专门在旁边设置一个办公室。尽管生下来的孩子在2001年开始已被确认为香港人，但妈妈们当时的目的大多仍然单纯，“就是为了多生个儿子，而且在香港的医院生了以后不用罚款，也不用被结扎。”

根据香港产子中介“安宝”负责人Paggy谢多年的行业观察，至今“生男孩”仍然是内地父母赴港产子的第一诉求，从农村务工者到长三角企业老板无不如此，甚至一些有经济能力的男士，不惜以代孕或者包二奶的方式取道香港产子，务求生到男孩为止。“除此以外，他们对教育和护照的目的也越来越明确。”这位前助产士对记者解释说。

成功赴港产子的家庭很容易就成为亲戚朋友们的话题，陈秋萍也成了亲戚们的示范。她说，“我的几个亲戚都学我到香港生儿子，其中一个更连续在香港生了两胎。”

回顾内地孕妇赴港生子路，可以追溯到2001年。当年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相继裁定，1997年在香港出生、但父母皆为内地人的庄丰源胜诉，并因此为以后赴港产子的父母打开了一条通道：“不论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在港出生的中国籍子女都享有居港权。”

2003年，“港澳自由行”开始实施，孕妇们用港澳通行证就可以进入香港，这使内地父母港生婴儿的数字迅速爬升。即使2007年初香港加强对赴港孕妇的监察以后，还是不时有设法伪装为未孕的妇女试图过关。“她们比我方便多了”，陈秋萍说，“只要你在香港有亲戚肯收留你住下，你身体能熬过去，那就不会有问题”。

即使没有亲戚也不是问题。2004年开始，深港两地的产子中介开始出现，为那些在香港没有人脉关系，尤其来自广东以外的内地父母，提供类似旅游一样的配套服务。一些自信的家庭，近两年还通过自行预约香港医疗机构的方式，自行解决到香港生孩子的全程问题。

边境的松动令赴港产子的孕妇数字在近十年里猛增，根据香港统计署提供的数据，去年“港生一代”的出生量，已是2003年的10倍多。另外，根据记者的调查，一些父母在香港进行B超等产前检查后，也因为选择性别等各种原因终止怀孕——这表明赴港产子的大军比实际的“港生一代”更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