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境事务处这个大厅，满眼看到的内地孕妇，都是顶着巨大肚子临产的真正“大肚婆”，延期居留这个手续必须孕妇本人办理，所以，这里才有这么壮观的景象。

大肚婆之间更容易有共同的话题，加上在异乡，等待的时间大家就攀谈起来，只是，彼此间都有一个不捅破的默契，别人不说的一定不追问，事实上，微妙的气氛里能感觉到，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核心信息。

林海杰看到一个衣着特别的孕妇，因为这里的准妈妈们，都穿着合身的孕妇装，而那个准妈妈，皮肤黝黑，眼神有点迷茫，宽大的衬衣旧得起了皱，手里还提着个红白蓝编织袋，如果不是她也大着肚子，几乎会怀疑她是别人家的保姆。林海杰心里一酸，不知道那个准妈妈有什么故事，她慢慢走过去，微笑着打了个招呼： “你就一个人？没有家人陪你吗？”“我连路费都是借来的，没钱让家里人来。”原来，这名孕妇来自湖南，她有两个女儿，这次是为了生儿子不惜举债过来，为的就是给孩子一个合法的出生权。

内地赴港生子的人群里，需要借钱完成愿望的还是极少数。35岁的阿甘已经可以退休，别人可望不可即的财务自由在他身上早就实现了。他大学毕业就“赶上了好时候”，进入了深圳的外企工作，那时收入很好，投资渠道却很少，于是挣了钱就去买房，“运气又比较好”，买着买着就有了十几套，光房租就足以让全家人生活无忧。

阿甘接触的这部分准妈妈人群中，70后占了绝大部分，想多生个宝宝的人，也都希望宝宝有更好的经济环境，相信多数人经济情况良好。同时他们的知识层次和2006年之前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明显接受了高等教育。

在中国，富裕阶层不会把多生孩子的经济困难看在眼里，最底层的农民因为养育成本低，也不在乎罚款而多生，计生政策卡住的反而是中间的工薪阶层。有一部分靠向中产阶级的人选择到香港超生，这是他们可以选择的经济、安全、合法的途径。

一位研究过计生法的法学硕士告诉南都周刊记者，在现有法律中，没有法律条文可以处罚内地赴港生孩子的行为，而且“这事儿有关方面还不方便说太细”。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2008年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的采访时，被问到内地赴港超生宝宝时，曾含糊地回答：“完全杜绝比较难。现在好像没有看到加重的趋势，那么加重了，我们再想加重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