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文学状态和汉族的文学状态优势互补、活力互注、素质互融、形式互启，或者说它们之间形成了这“四互”的合力机制，使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文学发展，存在着原创与兼容并长、赋予与反馈双惠的巨大潜力。少数民族文学不拘一格的野性生命作为“边缘的活力”，挑战王朝意识形态而内注中原，使中原文学的轨迹发生了许多的变数。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伦理、信仰、审美等因素可能会改变中原民族文化原来存在的发展轨迹和状态，使之发生某种“有偏斜度的超越”。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刺激了文化总体结构的振荡，或它在“文化地震”中加速了文化交流和文化结构的重组，一方面少数民族更深程度地接受了汉化，另一方面汉族的文学、文化在浸染胡化风气中得以延续，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融合过程。不光是汉族影响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影响了汉族。例如，词自两宋以后有衰落趋势，振作其后劲的反而是一些边疆民族的诗人，如果说李后主的清俊婉丽，赖满洲才子纳兰性德以传，那么苏东坡、辛弃疾的豪壮清逸，赖色目诗人萨都剌继其遗响。这就说明了中原或江南的某种文体显得衰老柔靡的时候，却可以在少数民族诗人的新鲜别致的文化感觉中重新获得生命的例证。

又如边塞诗，中原人写边塞诗，是以客人的身份，从唐代的高适、岑参他们写的边塞诗，那都是激昂慷慨的。边塞是非常荒凉、无比艰苦的，去边塞的汉人多有一种有去无回、以身许国的情绪。在那些“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的边疆军幕文士笔下，颇多“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凉感慨。换了元代的少数民族诗人写西域诗，写新疆、写青海，就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情调，少数民族作家在自己的祖宗之地是主人，变成了以主人的身份来写边塞，这个主客的位置一变，整个边塞诗的情调都变了。他们使边塞诗被胡化，增添了几分田园诗的情调。民族身份使他们与汉族诗人发生了换位思维，从而给中国的文学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产生了新的精彩。比如契丹人耶律楚材，他写的西域诗，说田垄上可以种羊毛——就是种棉花；他笔下写天山，就很看不起江南的那些山，因为西域是他们祖宗的根所在，或有他们深挚的文化认同。

最典型的是元杂剧，它实际上是“马上杀伐”的胡音加上北方高亢激昂的俚调混合而成的戏曲艺术体系。只有在游牧民族进入中原，震撼着并逐渐地瓦解整个文化的固有价值结构之后，才有可能使流行于民间的这么一种以胡腔胡调化解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戏曲形式成为一国之艺。中华民族共同体里汉族文明跟少数民族文明之间这种“内聚外活”的文化力学结构，使我们的文学发展始终保持着充盈的生命力。（杨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