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写实模样的作品铺天盖地，刚刚获得的艺术方法被迅速遗产化，连思想的散沙都被“日常生活” 的琐屑所掩埋，似乎只顾呈现便可万事大吉。近些年来，善于急速抛舍、乐于翻盘的文坛，借助“底层文学”的勃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仿佛都在写思想、找思想，甚至以脱离世情的真切性的假想故意做作，满纸思想简单化、孤立化、醒目化的迎合文字令人厌倦，暗、恶、丑、怪、泄愤斗狠成了“思想”和“深度”的标识，这一类“思想者”形象瘦骨嶙峋、面孔扭曲地招摇过市；我们很难领略到能够丰富我们对人和世界的多重感应的思想，出现了普遍的思想焦渴。这个尖锐矛盾折磨着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创作普遍缺乏能够有机地寓于文学的思想。

对重大、沉浑、震撼以及性别奇观的追求和倡导，导致一种偏执的写作观念，即要成为大作品必须要有巨型的恶，它生长惊心动魄的恨与仇，仿佛那才是重大的、深邃的、有分量的。这种观念（而不是思想）让我们见识了无数实际上是肿大、浑浊、空喊、怪异的废品像泥石流一样倾泻到我们的文学场。诉诸健全人性的艺术理想似乎被攀高求大的气势汹汹的疯狂劲给撕扯得面目全非。于是因为流行不爱，“爱”就被指为“矫情”、“虚假”；因为流行残酷，“温情”就被指为“浅薄”、“造作”。爱感的匮乏和不知道如何表述正当的爱，更是创作能力与文学思想虚弱的表征。正常的善意，情感上的爱与痛惜，人们以及人与其他生灵之间暖老温贫，相怜相携，互通音讯，彼此体恤，好像这就一定是格局小的、思力浅的、分量轻的。它不是“批判”，因而也没有夸张的动作于是难以醒目，没有放大音量的“罪与罚”于是响声相对微弱，对热潮中的日常人生并不构成鲜明的针对性，因而似乎就是没有多少“思想分量”的——这一认识误区，使得似是而非的“思想性”成为唯上之维、独尊之维，严重遮蔽了当代文学思想的综合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