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饬吏治从古至今皆有。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当下这次吏治整饬，明显带有新的历史特征，即坚定地坚持标本兼治。一般来说，各个历史阶段的整饬吏治都具有阶段性特征，治标意义多于治本。但此次不同，除以高压态势的反腐行动外，还有制度建设和官德政风建设。三位一体，齐头并进，反映出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国家民族负责的坚决态度、政治勇气和领导智慧。中山市的全民修身行动与现实整饬吏治行动恰合，在两个方面有理论上的关联。

■全民修身行动关联整饬吏治行动的逻辑推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又指出，“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当下党中央正进行着的反腐行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整饬吏治的具体形式。整饬吏治的激烈形式即高压态势的反腐；而整饬吏治相对稳定、持续的形式则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者一体并行，相得益彰。不过，在侧重点上两者还是有不同。

以高压势态反腐的吏治整饬运用外力而使有序；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则是立矩化心至谨慎恭肃，强调制度建设和官德政风建设。从效果上来说，前者具有震慑性，在于治标；后者具有稳定性，在于治本。从时间上来说，前者具有阶段性，持续性有限；后者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强。从方式上来说，前者具有惩治性和清理性；后者具有训导性、重构性和系统性。治标意义的高压反腐之后，其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还将继续进行。只不过其形式会不同而已。所以有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永远在路上”一说。后者持续下去的意义在于，不但前者的阶段性成果可以巩固，而且后者治本意义的制度建设、官德政风建设得以有载体形式继续进行。

“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载体形式，笔者认为，将是地方党委根据中央精神，创造性构建的、以制度建设和官德政风建设为核心的载体形式。中央以高压势态的反腐为制度建设、官德政风建设提供良好的大环境。各地方党委最清楚本地的制度缺陷和公职人员的官德政风状况、症结以及当地的文化风俗；根据中央精神，最容易把握重点、找对切入点和方法。因地制宜，上下结合，地方党委将成为除国家层面外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官德政风建设的实际主导者。因此要求地方党委必须富有历史责任感、战略智慧、创新能力和担当勇气。谁能站得高看得远、能善用战略思维、提前部署，谁就主动、就有可能取得历史性功绩。

中山市进行了三年的全民修身行动正巧迎合了这一时代大趋势。全民修身行动所包含的内容不但与中央整饬吏治的要求一致；而且其形式与前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应该负有的使命实现形式恰合。中山市委这一极具前瞻性的战略部署，无疑特别耀眼于时代前列，率先占据了历史性的高位和主动地位。

■全民修身行动与整饬吏治在制度建设上的关联

“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无疑是整饬吏治的延续，重在制度建设和官德政风建设。中山市的全民修身行动兼具二义。一体包涵于全民修身行动的范畴中，并且紧密结合。

薛晓峰书记在对全民修身行动的解析中指出，全民修身行动在内涵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兼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土香山文化；在工作重点上，推进“党心”与“民心”同频共振；在实际推进上，深入开展领导干部尚德养廉行动，以良好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在具体措施上，一方面通过媒体宣传全民修身，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加强硬件设施建设，针对不同群体分类别、分层面、分阶段协调推进；在加强保障上，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发挥制度的规范和引导功能。全民修身行动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清晰明了。保障全民修身行动顺利进行的小制度建设寓于应然，为宏观面的大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制度建设包括法律性制度建设和非法律性制度建设。一般的地级市党委对法律性制度建设没有主导性，但在非法律性制度建设方面大有作为。中山市委从实际出发，做自己能做的制度建设。

首先，完善任人唯贤的领导干部选拔机制。2011年中山市委公布的《关于开展全民修身行动的意见》（下称《意见》）中指出，“坚持把干部的德行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政治坚定、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这一环至关重要。大量的事实证明，官德政风不正的关键就是用人不正。中山市这一机制的健全必然深刻触及干部的内心、冲击已成惯性的思维，健康地引领官德政风。用制度机制把官德败坏、作风不良的人堵在门外。示范效应不可低估。

第二，健全官德政风评价机制。《意见》指出，“建立健全公务员践行文明行为遵守职业道德的考核、奖惩机制。”建立公职人员道德评价机制的关键就是建立道德奖惩机制，形成一套测评官员道德的有效机制，使得官员的道德能够被量化，把这种量化了的官德与官员最为关心的事，如官员的升迁、收入等挂起钩来。用这种抑恶扬善机制促使官德向正的方向发展。

如果将这种评价机制的规引作用与廉政文化建设联系起来，廉政文化建设就容易多了。如果缺评价机制，导向功能无法输出，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没有标准、没有定案、没有内心的触动，廉政文化建设和官德政风建设其实就是一句空话。一些领导干部至今还抱有严重的“官本位”思想，认为官是老爷，民是仆人，官欺民、民顺官理所当然，致使官民关系颠倒，官德政风俱损。通过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的长期规引，这些思想将逐渐淡化，正向的官德政风将逐渐养成并内化。

第三，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意见》中指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领导干部腐败渎职的机会。”权力既要被监督，也要受制约。只有权力监督，而没有权力制约，其实监督难也发挥应有的作用。监督分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意见》宣言，“尊重和保障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不断拓宽监督渠道，提高监督效果。”也就是说，全民修身行动将外部监督和体制外监督也一并纳入制度机制建设之中。这都是科学构建监督制度机制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山市人大常委会近三年来，已做了大量完善地方人大监督的制度机制建设。中山市委在《意见》中这些宣言，不仅难得，而且反映出主政者对权力结构认识的新高度。

■全民修身行动与整饬吏治在官德政风建设上的关联

习近平同志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如果说高压反腐的整饬更多的是使从政者“不敢”腐败，那么前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制度建设则使从政者“不能”腐败；官德政风建设终使从政者“不愿”腐败。全民修身行动的实施兼负后面两重使命，其战略意义不可小觑。

《意见》明确宣言，“发挥领导干部修身表率作用。倡导领导干部在正人品、立官德、强党性、树形象上发挥带头作用，以为政者、管理者的修身带动全民修身。”首先，全民修身行动所指的“全民”，并非指普通公民，而是中山市包括所有公职人员在内的全体公民。薛晓峰书记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全民要修身，干部要先行。”“党员领导干部要成为全民修身行动的重点对象。”这一定位本身就已经把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纳入了“民”之中，也就是说，全民修身行动没有特殊公民。其次，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公职人员修身的作用和要求不一样，作用是起“表率作用”；要求是“正人品、立官德、强党性、树形象”，是全方位的、立体的。薛晓峰书记进一步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更加自觉地投身到全民修身的实践中去，用实际行动为市民做表率。要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坚持执政为民理念，满腔热忱、殚精竭虑地为老百姓谋利益、谋福祉。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

为政之德即官德，是领导干部政治素养、道德品行、思想作风、工作态度、廉洁理念等综合凝练而成的品格、品性。为官之道，德在其首。《论语》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官德不仅是检验领导干部素质高低的试金石，党风政风的风向标，更是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导向仪。政风其实就是民众能感知到的官德。所谓“形象”就是官德外化为政风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官德不是小节问题。但要立官德、正官德得从做人开始，人品正是立官德、正官德的前提、基本资格。不能想象，一个人品不正的人，官德会正；同样道理，一个官德不正的党员干部，党性会强；人品不好、官德不正、党性不强的党员干部形象能好。人品不正官德正是装的；官德不正党性强是假的；党性不强形象好是伪的；反之亦然。在我国特定的语境下，官德和党性其实同一。只是党性强调特定国情下官德的应然性和已然性。

综述，官德政风建设至正心慎行、谨慎恭肃，在中山市全民修身行动目标里有充分的体现。中山市全民修身行动对领导干部这一要求，从逻辑的联系来说，具有线型单向递进关系，不能反推。因此正人品是基础；树形象必须以前三者为支撑，并且所有这些都在制度机制的保障和规范下养成。经过长期持续的引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官德政风其实慢慢就化文了、习惯了。（王春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