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必要给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一点掌声、一阵喝彩，因为他们用自己的乐观感染了我们，他们所树立的样板，人人可学，人人可为

一方说被撞、一方说被讹，法院使用测谎仪当“判官”；交警扶起老人，第一句话被问“小伙子你怎么撞我”；肇事者撞完人逃跑，“奔驰大叔”先拍照取证再施以援手……马年新春，几起很有代表性的“扶人”新闻又摆到我们面前，相比观看春晚小品的会心一笑，现实更令人五味杂陈。

有网友唏嘘：这年头，做好人还真是需要技术含量。的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本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的古训，也是现代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但是，在今天的社会情境中，无论是拍照先行，还是测谎鉴定，都说明“行善风险”无形中增添了好人的负担，让“扶不扶”这道原本简单的道德设问，变得复杂起来。

1982年，大学生张华舍身救下落入粪池的农民，“让张华的生命在自己身上延续”的呼喊曾在各地迅速见诸行动，但也引发了“国家辛苦培养的大学生，为救农民牺牲值不值”的争论。类似的讨论有助于客观理性地推动人们的善举。比如，争议声中，见义勇为的保护、补偿和鼓励机制不断完善，“勇为”过程中施救者的自我生命保护意识不断提高，这些都体现了时代的进步。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类讨论乃至反思中，道德领域的“理性经济人”观念开始盛行。

伴随着30多年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凡事讲究成本的意识普遍觉醒，这是人们经济头脑日渐成熟的象征。但这种意识向道德层面的延伸，使得趋利避害与舍利取义的错位越发明显。以简单的投入产出概念来衡量见义勇为，势必让不少人面对可能的风险和损失畏葸不前。再加上一些救人反被讹、好心没好报的个案不时被舆论放大，“扶还是不扶”的内心冲突就变得激烈和尖锐起来。长久纠缠于这种价值的撕裂和矛盾之中，不免得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结论，而这种负面情绪一旦形成相互激荡的循环，很容易进一步拉低对道德水准的社会心理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