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注意的是，第一，开放的户籍更需要配套的公共资源配置，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然带来巨大成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自身在成本分担上更需要科学合理设置；第三，人口流动必须以合法稳定的居所、职业为依托，并应该保证双向、多向流动通道的顺畅，相应地，人口管理的创新、土地流转的合理化，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建成新户籍制度需要有科学合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更需要置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大语境之下，唯此，才能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曹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