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方的反应，从司法分工、制衡的角度来看，也有着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环节各司其职、各据其理，而不是一团和气、一唱一和，更能保障司法系统的自我纠错能力和最终的实质正义。

前天，河南“死刑保证书案”又有新进展——因涉嫌故意杀人被超期羁押12年的河南农民李怀亮，其无罪判决已经生效，检察机关未提起抗诉，法院也已通知李怀亮可以提起国家赔偿。

个体人生的一出悲剧，终于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

有程序正义的保障，方能守护实质正义的底线。一个无法被确凿证据证实有罪的农民，却因“维稳”的需要，被法院与死者家属约定“尽量判死亡”，从而出现“屡判屡驳回、屡驳回屡判”的“梅花三弄”剧情，其中无奈引人唏嘘。所幸，在“疑罪从无”的法治常识、共识下，上级法院坚持再三驳回一审判决，从而避免此案将错就错、最终办成死无对证的所谓“铁案”。无论是对陈怀亮本人还是对司法正义本身，这多少都是“不幸中的万幸”。

法谚云“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但正义迟到，总还是比正义永远缺席略强。严格遵循程序正义有时可能看似效率不高，却是红线所在。从赵作海案到李怀亮案、浙江叔侄强奸案，均不难触发我们对不合时宜的司法理念的重新反思。几天前，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撰文称，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对于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导致的冤假错案问题，不要过于苛求“命案必破”。此言透露出积极而强烈的信号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