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来,在控烟成为大趋势的当下,以救灾的名义增加卷烟生产指标,无疑与控烟的国家目标相悖逆。于救灾与“吸烟有害健康”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本就是比较有争议的事情。救灾事大,但实在也没必要以一种看得见的伤害去谋求救灾的效率。

三来,政府在灾难面前的公共救济,当不存在任何条件式的交换。换句话说,即便没有烟草产业,确保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进行,也是政府公共职责的起码要求,容不下丝毫的商量。而就眼下云南的情况而言,也绝没有到非得要靠增加烟草税收来确保灾后重建的地步。

灾难面前,任何细节和动机都可能被放大。灾难考验的也不仅仅是政府的救济能力,而更体现为一种对于行政伦理和救济伦理的检验。在这个关键节点上,救济行为的任何偏差都可能造成更大的“二次伤害”:灾难当前,提出烟草增产计划,虽然名义上是为救灾,但对于灾民和公众而言,却充满了太多的功利性算计。随之衍生的疑问是:公共救济是否真正在穷尽一切力量来谋求救灾的效率?

经历颇多的灾难之后,我们确实还要上一堂灾难伦理课。这种灾难伦理的补阙,已经不仅体现于这一件事上,去年,一张“北川地震遗址售票亭”的照片在微博中热传,同样引发了各种猜想和忧虑。这种种不应该出现的“次生灾难”,其实都在呼唤:纯正的救灾善意与纯粹基于行政伦理和职责道义的公共救济。(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