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新：我们焦虑是因为不知道我是谁

　　东方卫视主持人兼新闻评论员

　　中国人的怕有三种社会心态：焦虑，失衡和恐慌。

　　焦虑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失衡是因社会贫富不均，恐慌是因缺乏社会安全感。

　　这个社会是有现代化而无现代性的社会，一切东西我都可以造得出来，生活也还可以，但是与现代化配套的现代性的制度建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这也是中国人怕的原因。

　　往小了说，中国人的恐慌来自对自己未来竞争力的担忧，老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有所养，工作能不能保得住，会不会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会不会出现高铁事故……一个国家进入现代代进程中，必然会出现心理动荡。

　　现在，人们的参政意识越来越强，但是政治的互动性却还不够。我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刚去了虹口一个社区，基层领导压力非常大，都快崩溃了，上面下达指令，层层分解，要完成GDP、维稳任务，上访不能出社区，出社区一票否决制，民众有大量生计上的考量，比如说贫困问题、就业问题、求学问题，现在都要求在基层都给化解掉，可是，基层领导的资源调配能力又有限。另外，上面经常会搞一些大的活动，其他都是二传手，最后领单子的人还是基层领导。他们资源有限，压力巨大，承载着超出行政功能之外的许多任务。

　　在我的接触中，高层领导或企业家们最害怕自己的权力和财富被突然剥夺。我有个朋友在山西开煤矿，他投了几亿，山西老出黑煤窑事件，中央要求山西整合煤矿资源，他的煤矿必须要贱卖，一夜之间就赔了两个多亿。

　　中产也焦虑。我有一朋友要去北京发展，跟一家英国公司谈妥了工资，公司定额支付房租，中间限购令一出，北京房租噌噌往上涨，最贵的涨了一倍，到北京后，她发现有严重的被剥夺感，原来能租个好房子，一下租不起了。

　　我处在传媒行业，这是个高收益高风险的行业，看起来挺风光，有社会尊严，但我们每天都处在高度紧张、竞争激烈的状态之中，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上直播台，生怕说错话，每天就像是往一支手枪里压一颗子弹，往头上啪扣一下扳机，今天我顺利地从直播台上下来了，没事了。说不定哪一天扣扳机，！那颗子弹就射中了脑袋。

　　比如毒食品，都在说加强监管，但加强监管仍然是单向思维，安全不仅来自公权，还得来自企业，来自个人和社会组织，多方进行有效的制度约束，达成一个社会共识。我一直认为，所谓的诚信既不来自简单的教育，也不完全靠我们内在道德自律，它是来自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纠错能力。我记得雷颐先生曾经说：庙堂有道，民间无道，或是庙堂无道，民间有道，现在的问题是庙堂无道，民间也无道。

　　在以前，老说钱不能买到一切，不食嗟来之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是，后来你发现钱又能解决许多问题，人被高速发展的社会给异化了。

　　其实，我们现在的焦虑更多的不是物质上的焦虑，我们的不安全感不是物质的不安全感，而是我们灵魂深处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来，我要到哪去，我们不知道快乐来自哪儿。 (采访/何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