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真金白银，砸出一个和谐社会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著译有《出门散步的经济学》、《世界是平的》等，生于1971年

　　社会症结到底在哪里？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均，因为城乡差距太大。中国经历了人类史上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农民进城潮，农民进城，收入肯定在提高，那怎么可能城乡差距反而在扩大呢？从经济学上说不通。

　　底层上升通道变窄，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是因为原来的机会现在被堵塞了，尤其是教育。过去，教育是社会稳定的阀门，是能使得底层穷人资质比较好的孩子通过受教育“鲤鱼跳龙门”改变命运，但现在教育的功能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变成了“富人俱乐部”，变成了上流阶层、特权阶层巩固既得社会地位的工具。我记得总理说过，他当年上大学时，同学里头绝大部分都是农村的孩子，你现在再去看，包括中国农业大学，都是城市孩子居多。

　　其中一个原因是教育收费，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农民其实是最善于做成本收益分析的。在就业市场上，高中生并不比初中更具竞争力，就算考上大学，砸锅卖铁一上上四年，找工作又难，就算找到工作收入也很低。

　　关于中产阶层的幻灭感，经济学家赫西曼(Hirshman)曾谈到公众参与有一个偏好的周期轮回，有一段时期大家会对公共事务非常关心，有一段时期大家会对私人事务非常关心。回想在上世纪80年代，大家的兴奋点都在公共事务，人人都很关心体制改革，到90年代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家突然不关心公共事务了，精英们通通都下海，大家发现赚钱很爽，有了钱之后社会地位、生活、视野不一样了。现在，如果你是城市白领，赚钱对你仅仅意味着养家糊口，你辛辛苦苦天天工作，能买下一套房吗？中产阶层出现幻灭感之后，他就要开始考虑别的了。

　　富裕阶层移民，这不是个新问题，最近的“国进民退”，更加剧了民营企业家的担忧。

　　中国有很多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利益出现了板结化。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说，你在边界稳定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和平时代，阶层利益一定会出现板结。上世纪80年代为什么那么好改革？因为改革家刚刚出道，没有任何利益，他当然要改革，为什么现在难了？因为当年的改革家现在各有各的一摊，他站在那个位置，态度就变了。

　　怎么办？第一，引进竞争，制造掣肘；另外，就是开放，你让渡了一部分自主权，有所约束，换得的是别人对你的监督和信任。再就是城市化，这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让更多的农民进城，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三农问题”，解决社会板结的问题，但是，这是个系统工程，你得给他许多社会福利，你得进行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改革，让他的宅基地能进行土地交易，这是他进入城市的资本。

　　另外，政府必须掏钱进行社会安全网的建设。你必须在大家感到焦虑的时候给老百姓“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不要担心我老的时候会饿死在街头，不要担心生病的时候没人管，医院不救我，这就意味着政府得掏钱，你不掏钱怎么建立和谐社会？必须得掏钱出来，真金白银砸下去，砸得掷地有声，才能砸出一个和谐社会。此外要广开言路，要让公民参政议政咨政。

　　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都遇到社会利益板结、矛盾激化的问题，记得当年刘德华演过电影《五亿探长雷洛传》，那就是香港早期社会的一个缩影，雷洛作为警长，却在经营黄赌毒，后来，廉政公署一出现，这些东西逐渐都没了。

　　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逼着你进行系统性改革，才能够解决。有时，我们对社会进步要有信心和耐心。 (采访/何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