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我们不一定要看到结果，但要看到行动

　　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生于1972年

　　这十多年的大学变化分为两方面，一个是外在的。我们的大学整体规模在不断扩大，各项硬性指标不断向高处在走，比如说教师的素质、构成、教师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内在上，十多年来社会对大学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大学的教育质量随着规模急剧膨胀不断下滑，大学的精神相比起9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变得“堕落”了。

　　现在大学用来评价大学教师的标准都不是内在的标准，从真正的大学精神来说，大学教师的学术声望是在下降的。这其中当然包括很多原因，让他们把太多精力放在了行政上。从学生来看，这几年大学升学率达73%，要成为大学生已经不是件难事，但整体社会都失去了对大学生高素质的认同，甚至大学生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优秀人才。温家宝总理在多次的座谈会和与网友的交流中都明确提出我们教育存在的严重的教育行政化和大学没有自主办学权的问题。对于高等教育改革，我觉得无非就是三方面，第一是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就是真正像教育部长袁贵仁讲到的“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发展自主权，建立新型的治校关系；其次是在学校内部推行真正的民主管理，实行行政、学术权的分离，按照基本的大学方针办事；再就是高考制度改革，这对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如果说高校免考入学制度无法拥有，那么它的制度办校也就无从谈起了。

　　去年7月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我在制订过程中提供了一定的建议，草案出来后也参与了意见的听取。这份纲要从文本来讲，虽然有不足，但应该说是凝聚了现阶段所能够达成的改革共识。纲要比较清晰地指出未来十年我们教育发展的方向，但对改革来说，最大的阻力还是在于行政部门，因为改革的实质无非也就是放权的过程。因此我一直提议要改革模式，应该由全国人大、地方人大主导全国和地方的教改，过程中应该有更多公众参与的机制，如果仅仅是由教育行政部门说了办，那很难使放权的过程能够落到实处。公众的参与主要是学生参与，学校成立教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来参与改革方案的制订、监督改革方案的执行；第二个就是社会的力量参与学校的办学，比如中小学成立基础教育委员会，大学成立大学理事会；第三个是跟教育关系比较密切的企业、用人单位，由他们来影响、推动教育改革。他们可以通过包括用人观念的改革、与大学的合作来参与学校发展。在国外，由企业家参与教育改革是非常普遍的；第四个就是NGO，他们一方面参与改革方案的谏言，另一个就是推进教育改革的实践。

　　按照温总理的讲法，教育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公众恢复对教育的信心，现在要让公众以及学生能够对教育恢复信心，最主要的还是纲要的落实，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看到结果，但我们要看到你的行动。大家都知道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但至少得让大家看到你的行动：是跑的还是走的，而不是原地不动乃至调头而行。学生也应该做好自身的规划，现在能够逃离中国教育制度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在这个制度之下，还是有些优秀的学生，就看你怎样把握周围的资源，怎样认识到这些问题，通过自己的努力身体力行地来推进教育改革。

　　只要能改变这种以行政级别建校的制度，中国教育的声誉能够恢复得很快。香港科技大学从建校到成为亚洲一流大学不是很长时间，民国初期我们的大学也没建立多久，但就培养了很多人才。按照学术自治或者教授治校的教育制度，我们的大学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只要真正愿意改革，大学很快就能恢复公信力。 (采访/陈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