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在大城市讲魅力很矫情

　　文化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自然之友”副会长，著有《城市季风》、《最后的城墙》等，生于1949年

　　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十几年来变化非常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两座城市的命运，某种程度是一种共生的过程，它们出现了开放性、移民化、国际化等特征。

　　地方文化的衰竭与中国城市化的这种进程是共通的，上海很典型，过去是上海人的上海，现在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上海，所以要讲普通话，这是没办法的，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进程。现在的问题是，在共性的进程当中，城市的管理者能不能耐心地、细致地保留自己的文化，有没有这种考虑？有没有这种努力？

　　“保卫粤语”等运动是城市居民为保护文脉所做的一种挣扎，是一种绝望的努力。北京有很多拍摄胡同的人，他们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把胡同拍下来——因为这些胡同都是会被拆光的。这个过程，对城市而言是非常惨痛的一面。老房子已经拆得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开始在拆一些90年代的房子，比如北京的凯莱大酒店。上海的情况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这十多年来，市场化、移民化、国际化对城市人格的塑造有非常大的意义。上海最为明显，上海的城市人格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萎缩的——90年代以前，上海变成一个封闭的城市，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人变成了小市民，还有“围裙丈夫”。过去，上海有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之后却是“围裙丈夫”的天下。这个过程现在被打破，上海成为一个开放的城市，“小男人”的面貌也开始改变。上海又成为冒险家的江湖，企业家的江湖。现在，上海有“新上海人”，东莞有“新莞人”，很多原住民的城市已经变成移民化的城市。这种变化，意义非常重大。

　　城市魅力是非常个性化的东西。比较而言，小城市，比如大理、丽江，魅力更大一些，就大城市来说，它的缺点和吸引力同样明显，但它机会非常多，有很大的文化空间，但这种东西能不能成为魅力我觉得很难说。现在北京、上海讲魅力，会觉得是很奢侈、很矫情的事情，在成都、杭州或许可以讨论魅力的问题。 (采访/张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