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上午，一老人在遵义街头眩晕倒地后，附近多名行人见状后都只围观不敢伸手搀扶。后来三名男子相互口头约定：必要时相互证明老人摔倒与自己无关。达成口头承诺后，几人联手将老人扶起送到了医院，并与老人的亲属取得了联系。（2月13日《贵州都市报》）

救人之前，采取“互证清白”的方式以求自保，这看似是一种悲哀，实则是一种进步。

前不久，在深圳益田村发生了一个悲剧，一个老人跌倒，无人出手相助，老人因此不治身亡。这样的事例现实中还有很多。相比较而言，“互证清白”，或者手机拍照自证的做法，却让“见倒就扶”成为可能，而且这样的做法一旦普及开来，那么“见死不救”就会大量减少，“见义勇为”就会越来越多，而这，恰是道德回归的一种表现。

“互证清白”的做法，其实之前就有所发生。2008年2月，一位九旬老人瘫倒在南京解放南路人行道上，嘴里还吐着白沫，来来往往的行人路过看见这一幕，都小心地“绕个弯儿”走过，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搀扶。最终一位热心市民魏女士在喊来七八名路人作“见证”后，打电话报警。从这些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求见证”这种类似于法律层面的程序，跟道德的弘扬之间并不矛盾。当代社会本是“规则社会”，用完善的救助程序去表达爱心，更容易收获双赢的结果。

江苏南京“彭宇案”和河南郑州市“李凯强案”的发生，对于公众心理的影响之大，远比想像中的严重。“扶与不扶”考验的不是道德，而是勇气。一些不扶者，并不表明他道德就不高尚，只能表明他的勇气不足，没有承担不可预知后果的心理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给“道德释放”松绑，就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政府必须为爱心行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埋单，以经济救助解决心理困局；另一方面，施爱者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未知风险于事前消除，诸如“拍照自证”、“互证清白”，就是很好的办法。（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