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绩的衡量、判断与评估，需要成本，也需要智慧。如果把施政看成一场考试，政绩就是答案。设好选项、打钩打叉的“客观题”，能省却计分判卷的麻烦，已经成为“标准化考试”的首选。同样，在政绩的答卷上，“工程”就是这样一种客观题。至于群众感受、长远利益、民生疾苦，答起来辛苦，判起来也费劲，不仅考生心存畏惧，考官也往往望而却步。

所以，“工程”就披上一举多得的外衣，成为政绩冲动的“泄洪口”。不管这样的“工程”是不是当地最需要的，但至少是个人发展与地方发展最相契合的，是追求政绩时“性价比”最高的。甚至打出公共利益的牌子，牺牲掉少数困难群体的权益。

“政绩冲动”要有合理出口，改变考核的导向与方法是关键。从对政绩的科学认定入手，才能更好地引导追求政绩的冲动，用到合理的地方。从中央一系列文件搭建起的考核评价机制，到各地干部上电视述职、群众参与打分等完善考核制度的探索，考核“指挥棒”也正在为政绩冲动找到更多“落点”。

与自上而下的考核一样，从下往上、自后而前的反馈机制，同样能形成政绩的合理出口。不管是人大、政协等作为反映民意的正式渠道，还是媒体、网络的民意表达，都是对工作成绩、执政能力的合理反馈。及时、真实的反馈，可以促使领导干部更好地结合起个人与职业发展的冲动。“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人去后的政声、闲谈中的民意，需要有人听取。

西班牙精神科学家萨尔瓦多·蒙塔万方认为：冲动是生命的特性，是人类得以发展的根源。个人追求政绩、追求发展的冲动也一样。但如果这种冲动用错地方，则成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通过制度安排，进行科学引导，把个人的利益与公众利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政绩冲动”有了合理的出口，或许能成为干事创业和个人发展的“双重动力”。 （张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