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样的原则，企业保安是不能对其员工使用暴力的。在一个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尊重员工作为国民的人身与政治权利的企业中，也不可能赋予保安以广泛的管理权。然而，在富士康，保安恰恰享有如此广泛的权力。富士康管理层似乎相信，依靠保安强制权的管理模式可以确保员工服服帖帖地顺从上司的指令。

但这样一来，富士康就不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常企业了，这个企业的运转部分地依赖只有政府对民众才可行使的强制权。员工之所以服从上司，不是因为合同的约定及这个约定背后的职业伦理，而是因为恐惧。这种无形但无处不在的恐惧感，恐怕是富士康企业文化的底层要素。富士康的所谓高效率，恐怕部分地来自这样的集权主义。企业必然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集权，但富士康依靠保安的集权，将会令所有经济学家恐惧。

真正令人不解的是，地方政府竟然长期容忍这类企业的保安行使本来应由警察垄断的部分权力。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富士康。出让这类权力的结果则是企业对员工拥有了双重权力，在如此强大的权力面前，员工当然是软弱而无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