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九连跳”引发了一场关于自杀问题和企业责任的社会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媒体的报道推动了整个对话机制。

自杀行为因为其个人性和非强迫性而不能找到直接负责人,然而,自杀这一社会现象背后却隐藏着众多的隐形负责人。个人的原因千差万别,人们却普遍认为,自杀行为频发是社会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一次看似偶然和随意的自杀是长时间的综合的结果,极有可能与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成长经历等各种因素有关。既然知道这一原因是长期的,然而人们却倾向于将这一问题的解决短期化。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一个假设,假如富士康的某位主管领导受不了舆论压力也选择自杀,那么,谁又是谋杀者?

在富士康“九连跳”事件中,看上去媒体似乎主导了此次对话,但少有人注意这场事件中的“缺场者”。我们看到,中国类似于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成千上万,但却少有企业家阶层出现在这一对话中,比富士康更“血汗”的工厂企业隐藏在更深夜幕之下。而在这一对话中,我们同样看到了政府的不置一词,仿佛这只是企业的事情。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一对话中的大众,他们在各种网页中留下自己对无良企业的痛骂,然而,他们并没有参与对话,只是在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