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富士康员工“九连跳”系列自杀事件，这些当事人多出生在1986年-1992年间，也即现在的年龄在18岁-24岁之间。不得不说的是，物质的实在已经不能满足这些新生代工人的需求，他们之所以绝望，那是因为他们头上罩着巨大的玻璃天花板，他们心中隐忍的理想就在玻璃天花板之上，看得见，摸不着。这个玻璃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没人能说得清。

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在回应“九连跳”事件时称，“企业只是一个社会生态链条当中的一环，尤其像富士康在深圳有40多万员工，这九名员工的坠楼事件仅属个案，包括婚恋、疾病、家庭背景诸多综合因素，同样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

当然，我们不应该把“九连跳”的罪过统统归咎于富士康，但值得警惕的是，当我们把所有问题都“社会化”之后，有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泛社会化”也是一种病呢？如果问题都是“社会”的，那么单位和个体是否就无需担当责任？这个“社会”的“恶”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只不过对这个“社会”影响更大的单位，应该比个体承担更多“恶”的责任。

多少年之后，在回顾中国产业进程以及中国产业工人的精神危机时，富士康这“N连跳”注定是无法绕过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