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名人，都喜欢“自白”，不过这些所谓“自白”的自供状，是否是发自心底的真话，也就值得考究玩味了。

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名人名家，在特定的年代里、公开的场合中和正式的报刊上，所发表的言论，每每有违心之处与避讳之谈，有的甚至是文过饰非或是凭空捏造。如已故的台湾历史学家丁中江在他《张学良百年功罪》一文中所讲，功业显赫的张学良有两个自白，一是早年间在台北，可说为了自保，对蒋介石说了很多违心之话，自认有过失；等到老蒋故去后，他那份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自白则充分流露出他的“积怨”，痛骂蒋氏，为己申辩。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丁中江认为这两个“自白”都一无是处。近日翻检《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看到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于奉天旧帅府的一案，张学良事后也还有一段很精彩、很独特的“自白”。

“杨常事件”发生在张作霖被炸身亡后7个月、东北易帜还不足半个月的时间里，刚及29岁的张学良作为当时中国政坛的二号人物，居然对自己的父执辈的人物痛下辣手，所以成为当时震惊中外的一桩政治事件。现在看来，杨、常何罪，上演的还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鼻鼾”那出旧戏。以杨宇霆来讲，不仅无罪，而且张作霖的半壁江山还是仰仗他的才干打下来的。要说他有什么错的话，那就是在张作霖死后，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这让年轻气盛的张学良接受不了，觉得杨、常二人位高权重，尾大不掉，一山难容二虎。纵观中国历史，新主上台后，不分青红皂白，无故诛杀前朝旧臣的，好像已成惯例，俯拾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