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恩来“不为人先”的外交风格

由于我国后起的大国，无论在国际影响力、制度构建力等硬方面，还是国际社会认同和国际融合度等软方面，都与西方国家和苏东国家有较大差距。因此新中国在融入世界政治舞台的进程中，为了能够“低成本”的实现“站起来的外交”，特别是在美苏超级大国的互动中，采取后发制人行动策略，以“柔”克钢、以“弱”胜强，从后发中争取主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同我国驻外使节谈话时，点明了“后发制人”的策略在我国外交中的重要价值，他说：“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在60年代初期，周恩来同非洲朋友谈话时，特别阐述了中国人办外事的“哲学思想”，其中包括：“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绝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这些言谈既体现了道家哲学对周恩来外交风格的深刻影响，更是他对自己长期外交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

“后发制人”理念引导下的外交实践为实现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积极利用各种国际舞台表达自己“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原则立场，争取政治主动，只在美国“逼我到墙角”之时，才进行必要的反击。同美国进行军事斗争，要“针锋相对”、“相机而动”，与美国谈判要“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在后来中苏两党的斗争中，中国同样是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不主动挑起冲突，争取有利态势，周恩来多次赴苏联，同苏共领导人进行交流，特别是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主动与苏联方面接触，了解信息。即使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他又于1965年、1969年两次接待柯西金，努力在两党斗争大环境下，维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在6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明确提出了“反帝、反修”的外交战略，援助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外交手段，为使援助这一工具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周恩来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和援外技术人员三项原则。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援助外交，旨在通过援助这种“柔”的方法，结交“中间地带”的亚非朋友、扩展国际活动空间，从而“突破”美苏包围，巩固国家独立，这种迂回的战略选择，实质就是在坚持“退避三舍”的原则基础上，有来有往、针锋相对，做好必要准备，同时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不为人先”能够成为周恩来外交风格重要特征，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寓争于不争之中，免于不必要的风险，确立本国良好形象，在不利之中寻得主动，这才是“不为人先”外交风格之本意。

相比周恩来所面对的国际环境，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但从根本上讲，我国依然是一个后起大国，需要应对很多的复杂情况，特别是未来十年，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期。为了成功实现这一目标，使之能够顺利实现，并免于不必要的风险，我们还是应该从周恩来“不为人先”的外交风格中汲取有益养分，在大国关系中，特别是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要主动出击、处处争先，而是要积极寻求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支持，从他们那里获取力量，这才是我们外交战略的基本。（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薛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