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船的主人称“舶主”，“舶主”动辄拥船十余艘，而一般海商只能依附他们出海。在漫长的航海生涯中，月港商船建立了一系列相应严密的组织系统，除舶主外，设财副、总管、直库、阿班、头碇、二碇、大缭、二缭、舵工、火长和一般水手，而一艘这样的商船，一般要吸附百十计的散商或雇员，分工精细如同近代商业会社。

随着月港商船穿梭外洋,漳州地区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月港繁荣时，来自天南地北的上百种商品，包括海外的香料、珠宝、皮货、矿产，源源不断地运抵港口，等待聚散。十三行拥挤着各国商人，通事和牙商，成为最忙碌的一群人，“番银”被视作当地硬通货……

如今，月港码头风华不再，昔日千桅支集的盛况，早已消逝在大海浩渺的烟波里，只有九龙江的潮汐，日复一日拍打着七个古码头坚硬的垒石，似乎还带着深邃的回响，而那依然守候着归帆的庙宇里的香烟，穿透了数个世纪的雾障，芬芳依旧。

当闽南的月光，照耀着帆巷，那个世纪前全球一体化的“窗口”依然充满着暖意；一样的日光照耀着饷馆码头——月港黄金岁月的见证。

当督饷馆的税务官所向泊岸的商船征收税银时，他们大约没有意识到，他们正经历着中国海外贸易史上关税制度的一项划时代变革，督饷馆制定的各项关税制度，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关税制度的雏形，为厦门海关的设置开了先河，它直接影响了广州进出口关税征收模式。

航海业的发展给城市带来的机会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一个叫徐炖的人给自己的朋友描绘了这样的情景：“物货通行旅，资财聚富商；雕镂犀角巧，磨洗象牙光；棕卖异邦竹，檀烧异域香；燕窝如雪白，蜂蜡用花黄；处处园栽橘，家家煮蔗糖。”与此同时，临近的漳州府城百工鳞集，机杼炉锤交响。甘蔗、烟草、花生、甘薯都是在这时期进入月港百姓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