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他在浙江推广武义县在村支部、村委会之外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建立了村级权力的制衡机制，实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村务监督。村民自治在共建共享中推进，基层民主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农村生活常态，融入农民日常生活，对基层民主建设的实现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按照老百姓的话说，“这个机制简单得很，就是能让我们看着村干部，不让他们乱来。”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

他还提出要立足浙江发展浙江，并形象地用“三老”经济来比喻，即：浙江经济是传下来的“老祖宗”经济，因为自古以来浙江就有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的文化传统;是逼出来的“老天爷”经济，因为老天爷给你的自然资源紧缺，就逼迫你必须学会“无中生有”，走出去“闯世界”;是创出来的“老百姓”经济，因为浙江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同时又强调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借船出海、借梯登高，主动接轨上海，与江苏等邻近省市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些举措的实施，不仅直接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促进了整个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2007年，习近平主政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到上海后，他继续倡导力推长三角一体化。在谋划上海未来发展时，他提出，上海的发展绝不可能独善其身，也绝不可以独惠其身，必须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上海要当仁不让地做好长三角的“龙头”。

他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上海城市精神”中，增加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八个字。上海媒体评论说，这不仅切中了上海舒筋活血之穴，为“上海城市精神”扩了容，更是一次上海向“外面的世界”深思熟虑、更高层次的姿态表达。许多外地的干部群众也纷纷感叹道，“上海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