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长住娘家风俗，遍及惠安大部分地区。一般所谓的惠安妇女长住娘家，主要是指惠东南的崇武、山霞、涂寨、东岭、静峰、小岞以及偏北一点的辆川等7个乡，它们连成一片，均属沿海地区。

38个女民兵结婚都达5年以上 共只生5个孩子

在这占地200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内，人口约有40万左右。自古以来，长住娘家风俗非常普遍，情况也极为严重。“妇女结婚后就长住娘家，一直要到生孩子才能与丈夫经常住在一起。长住娘家的妇女，一般是每逢农忙或过年过节回夫家1、2天，一年回夫家只有4、5次，与丈夫不好的，当天就赶回(娘家)来。”据1952年的不完全的统计，“现在仍长住娘家的妇女有9395人。”“四区前内乡757个已婚妇女，其中长住娘家达到20年以上的5人，10年以上的41人，5年以上的261人、6年以下的381人：38个民兵，其结婚都达5年以上，共只生5个孩子”。

妇女一般是十六、七岁结婚，二十五岁左右才生男育女长住夫家。二十五岁以上至三十岁左右，如还未生孩子而长住娘家者，一般夫家会给她买个小孩，以照顾孩子为名，使她长住到夫家来，三十岁以上还长住娘家的虽然较少，但还是存在的，解放后，小岞乡前内村有三个妇女，加起来达105岁，她们结为姐妹伴，仍长住娘家。其中有一个俗名叫庄产鬼的，曾发出誓言，说若要她回夫家，除非是“西山平，洪山倒，……”，以此表示长住娘家的决心。不过年过三十还长住娘家的，就会受到不好的议论。

惠东南一带妇女婚后长住娘家的风俗，是自古沿袭下来的，到解放前，已经酿成一股可怕的恶势力。如果有些青年妇女，同丈夫感情还好而想多去夫家者也不敢，即使偶尔到了夫家，也不敢与丈夫同床，谁与丈夫同床，就会遭到姐妹伴的讥笑和挖若，说她是：“臭人”，以至编歌辱驾，有的因为受不了打击而走上自杀的道路，甚至有些地方，长住娘家妇女发展为有组织的行动，如三区大坑黄村的追姑，就曾带头组织了“长住娘家妇女会”，参加者每人交白银五元及鳗鱼十斤，以作会费，晚上集中睡觉，并保证不与丈夫同床，回来时还要汇报。

结婚多年的夫妻，彼此还互不认识的已是常事

由于长住娘家而出现了很多离奇现象和严重的不良后果，结婚多年的夫妻，彼此还互不认识的已是常事。“惠安妇女年节到夫家时，白日只访女伴，天黑方入房，天未明即出。妇女头戴黑巾，下垂至面，男人不能见女面，故夫妇数年尚未能相识。有一次，某人结婚已八年，有一日在涂寨坡晒谷物，遇其妻不相识，经别人告知方相识，”。“第三区延寿乡小坑黄村张王水，结婚七年了，而不识其妻。”我小时也听人介绍过这样一件事：在崇武附近的一个村子，某人当他病重时，哀叹他结婚七年还不认识爱人，他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她请来夫家，可是她到丈夫病床前，面只朝他一晃，转身就出房门了。之后，他丈夫叹了一声，说我同她做夫妻七年，只见她半个脸。话声一落，他的气也就断了。长住娘家妇女，只是到了怀孕临产前才赶回夫家生产，因来不及而把孩子生在路上的常有。封建势力特别强大的惠东地区的长住娘家习俗，必然受到封建礼教的严重渗透和影响，而且二者互相结合起来，残酷地统治了妇女，使之无处栖身，正如她们经哀叹的：“前到山、后逼海，有苦无人哉(知)。”她们不知什么是欢笑，只会吟唱一些哀曲悲歌，白天下地劳动，经常不约而同地哼起了悲凉的小调，边哼边哭。静峰的东周地区，流行有“雪梅教子”、“四季歌”和“阿兰歌”等。后者开头的一段是：“唱出此歌心头闷，阿兰终身歹命运，父母做代(做事)真蠢笨，害女儿失青春。日曶吃来眠曶困，目屎(眼泪)流落当饭吞……”据说这是一位名叫阿兰的青年妇女，自编自唱的诉苦歌，诉说婚姻家庭的不幸遭遇，表达了广大妇女的共同心声，因而广为流传。不幸的妇女，共同的悲惨命运把她们联结在一起，因而同村的女青年，经常是三五成群地结为姐妹伴，白天各自理家劳动，晚上在一起睡觉，一有空闲就聚会一起，诉说各自苦楚。有些姐妹伴就发展成为姐妹会，参加的成员，一起照相、聚餐，同到庙里焚香、点烛、烧纸钱，向佛发誓：“生同生，死同死，你勿误我，我不误你，”她们企图组织起来，以增强长住娘家和向封建压迫进行斗争的力量，但由于缺乏先进的思想指导，未能摆脱旧想想的束缚，因而丝毫不能改变现实处境，得到的无非是某种暂时的精神安慰而已。

由于长期的强烈精神刺激，妇女中大量出现癔病。惠东小山一带，已婚的年青妇女，一般在十八至二十岁左右，癔病十分严重。1963年，小岞的南晒村，有一天七、八个妇女聚于一室，先因有人说了错话，引起在座者哄堂大笑，继而笑态失常，最后变笑为哭，酿成所有的人哭的哭，笑的笑，混成一团，1965年，净峰公社莲城联防哨所民兵尖子班13人，同一晚上同时癔病发作7人，同年，该地有一次在挖壕沟时，参加者女民兵47人，其中已婚36人癔病齐发，哭笑之态千奇百怪，劳动无法进行下去。1977年，静峰公社杜厝大队的联防部，执勤的14名女民兵中，除未婚的2人外，其余12名已婚妇女，癔病同时发作；今年“三.八”妇女节，县妇联举办拔河比赛，其中涂寨公社的庄内大队拔河队，在比赛中有4人突然癔病发作。当地群众，称此病为“桃花小(疯)”，说是同妇女性成熟期有联系的一种精神病，在桃花盛开的开春季节，正是它的发病期，故名“桃花小(疯)”。据杜厝大队的一些民兵反映，她们在发病前，都是唱一些诉苦、哀叹的歌曲，歌后病发，发作时，除了狂笑嚎哭外，还会说乱话，如有的说，“我就要回夫家去了。……”等这些在正常情况下所不敢说出来的话。发病妇女，一旦把她送到夫家去，就很快恢复正常了。这种病，一般到生孩子住夫家后，就不再发了。凡此种种，都反映出其病因是同婚姻家庭和长住娘家等不幸遭遇，精神上受极度压抑、刺激有密切联系的。

尼姑庵已成为妇女的重要避难所

有些妇女同丈夫感情不好，连旧历年也不回夫家过，但在娘家过年是习俗所不允许的，于是这些无家可归的“苦命”妇女，只好到庙里去，同神佛“团圆”，更有甚者，有部分妇女，干脆出家，到尼姑庵去当尼姑，以逃避残酷的社会现实，俗称“落菜堂”，当地群众称尼姑庵为“菜堂”。解放前，惠东地区尼姑庵特别兴盛，据老妇联干部刘银同志回忆，当她1950年4月到崇武区任妇联主任时，全区的“菜堂”有27所，大者每所有尼姑50多人，如下宫、后曾等“菜堂”，尼姑都超过50人。当时，尼姑庵已成为妇女的重要避难所了。

长住娘家的妇女，结婚是父母包办的，因此，婚前与丈夫缺乏感情基础，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因长住娘家习俗禁锢，婚后极少与丈夫接触，因而几乎谈不上有夫妻感情。加上惠安封建统治非常残酷，又特别是夫权的统治更是令人发指。社会上以打老婆为英雄。解放之前，那里流行的顺口溜是：“打某(妻子)是大丈夫，怕某(妻子)是坐鹿橱(没出息)，疼某(妻子)就是山上的刺酒某(最下贱的野果)。”于是社会上打老婆成风。俗例，结婚妇女一定要到婆家过年，于是长住娘家妇女，除夕晚上都到婆家来，正月初二早晨即返回娘家去。按理这是新婚夫妇难得的团聚日子，彼此应是思恩爱爱的。但事实完全出人意料，这反而成了丈夫打老婆的良机。旧历正月初二这一天，乡头村尾，打老婆成为男人议论的中心。他们以打老婆威风，不打老婆羞耻，有些没有打老婆的人，也在村里大讲起他如何打老婆米。据1953年调查，小岞的前内村，打老婆的占百分九十以上。由于历史和社会条件限制，广大惠安妇女对于旧制度旧习俗的本质缺乏认识，对于她们受苦受难的根源茫然无知，认为是命中注定的。同时，她们受封建迷信思想毒害很深，相信此生命苦，“死后还可以转世”，盼望来生有个好日子过。因此，当她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便以自杀来了却她们年轻的一生。她们认为死比活着强，甚至认为死是有气节，是光荣的。她们常说，“千日生不如一日死”，“黄花鱼要吃须趁青(新鲜)，查某(妇女)要死须趁后生(年青)，青春少年死了有人看，不可年老让人送上山。”于是自杀成风。妇女自杀情况，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从过去的个人自杀，发展为集体自杀。净峰乡，平均每年自杀的有十五、六人。集体自杀特别流行，小岞南晒村，解放前夕，有一次曾有14人集体投水自杀。辅川的王孙乡前型村，只有一百多户人家，据1952年一位48岁的妇女干部回忆，“在她所能知道的，(前型村)跳水自杀就有15人，上吊自杀48人。”解放初调查，王孙等三个乡，姗多年来，妇女自杀达三百多人。王孙村头有一棵树，“有一次集体上吊了六个妇女。解放前该区(十一区)每年自杀近百人，特别是春天一来，几乎每天均可闻到跳水、上吊自杀消息。”“二区芹峰乡后堡村有一个角落70多户，过去因自杀严重，至今(解放初)死得连一个成年女儿(肯年妇女)都没有。”如此骇人听闻的自杀现象，是对旧制度，旧习俗的最有力控诉。(摘自《惠安妇女长住娘家习俗述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