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化浪潮。在福建历史上，这一文化浪潮是空前绝后的。

学校与书院。宋代是福建书院大发展的时一期。福建虽是开发较迟的区域，但经过唐五代的发展，迄至五代时期，福建已是国内文化较发达的区域之一，后人论及五代人物，以南唐第一，西蜀第二，闽国排名第三，对一百年前还被称为蛮荒之地的福建来说，这已是非常难得的了。换句话说，福建在五代时已形成了很强的文化发展氛围。

入宋以后，闽人信心百信，也许“闽蛮”的称呼刺激了他们的斗志，他们决心以自己的成就让中原人士真正认识来自东南海疆的人，所以，他们在文化上的投入，更甚于他人。过去，他们的祖辈起早摸黑地在地里劳动，今天，他们的子孙同样是起早摸黑地念书，在文化初兴的地区，人们对文化的投入往往胜于那些古老的文化区域，其原因在于文化初兴区域的人们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精神，他们认真地研究文化经典，一字一句，决不含糊;像老农一样精心地把庄稼种好。

发展文化最基本的条件是建立学校与书院，在宋朝以前，在思想界最有影响的是佛教，在政治上最有影响的是军人，儒学的位置不高;入宋以后，虽说早期的宰”相赵普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实际上，赵普对儒学并不精通，宋朝也没有确立以儒学治国的方针。在北宋，儒学还是一种民间的思想文化浪潮。在这一背景下，闽人对儒学的投入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早在北宋初期，莆田县即有一位名叫方仪的学人，他间关万里，抵阙上书，要求在莆田县设立县学。他的行为震动了朝廷上下的官员，他们想不到在遥远的海疆竟有人这么关心儒学的传播!对这一义举，他们当然是支持的，但是，他们也要小心有人籍此沽名钓誉，因此，在为莆田县建学校时，官方声称钱财不够，方仪听说这一消息，毫不犹豫地拿出家产弥补建校经费。他以他的义行证明了自己的真诚。宋代福建修学的浪潮开始较早，当其他各路民众尚在犹豫时，福建各县纷纷建立县学，而南剑州的学者们，更是自行建立了比县学更为高级的州学。他们的行动都在官府之前。当北宋的统治者终于想到在全国推广州县学时，福建的州县学早已相当普及，而南剑州的州学业已建立二十多年了。可见，北宋时福建对学校建立之重视，在国内各地是十分突出的。

如果说县学与州学主要是官办的，或者一是民办而由官方管理的，那么，书院更能体现儒学教义中自由讲学原则的影响。书院是儒者一共同研究学问与授受儒学的地方，最早出现十晚唐，而在唐末五代的乱世里淡出。北宋时，随着儒学的发展，书院在各地兴起。书院与学校最大的区别在十:宋代的学校渐渐演变为以科举贡士为主，以儒学的研究为辅;而书院则是学者们自己建立的，他们觉得:科举事业已有浓厚的商业气氛，许多人投入学校，并不是想学到儒学，而是想找到一条通向官场的捷径。这与儒学的本旨大相径庭。所以，学者们建立书院，便声称与科举无关，其主要目的就是便于讲学。福建广设书院是在南宋时期，当时，工程理学传到闽中，福建士子积极研究理学的原理，这就需要聚书讲学之处。于是，建学之风在福建各地兴起，各类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迄至南宋末年，福建已有数十所有名的书院。其数量在全国数一数二。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儿代。福建的学校与书院之多，是宋代福建文化发达的表现。

科举。宋代科举制与其后各时代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地域名额的限定，完全按才能录取。因此，宋代所录取的进士里，其籍贯的分布很不平衡，文化发达的区域进士较多，文化落后的区域进士较少。这一制度是与元明清三代不同的。元明清三代为了保持政权的代表性，其进士名额分配给各省，因此，不管该地的人才有多少，进士数量都是额定的。这一制度保证了进士的代表性，但从人才的选拔来说，其遗憾之处是不能将最优秀人才全部选拔出来。也不利于文化发达省份的人才选拔。

由于宋代完全看才能录取进士，给福建这类文化发达的省份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南宋时，人们将福建出秀才”看作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整个宋代，福建产生了五六千名进士。关于宋代福建进士的统计数字，学者统计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是5000多人，有的是7000多人，这主要是材料来源的问题。早期的《八闽通志》在编纂时，还有许多地区的县志尚未修成，个别漏载是有可能的，所以，《八闽通志》收录的宋代福建进士偏少，以《八闽通志》为来源统计，其总数为5000余人;不过，后出的清代县志又收录了许多家谱与族谱的材料，所以，以此为据的《福建通志》所收录宋代福建进士的数量越来越多。以民国《福建通志》来说，其总数达7000多人。实际上，以明清两代的科举志作一对校，其中多有冒充者一。一般地说，出自《福建通志》之前、《八闽通志》之后的《闽大记》较如实地反映了宋代福建进士的数量，其总数为5900多人。约为宋代进士总数的1 /60其中有多人考中状元，最为著名的是永福县省里三状元”，一时传为佳话。

福建的莆田县、晋江县、建瓯县，在宋代都有近千名进士。科举事业的发达，使福建有许多人进入宋代的官僚机构，从北宋到南宋，身任宰相的闽人达50位。其中章得象、曾公亮、章享、蔡确、李纲、陈俊卿、留正等人都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历宋元明清四代，闽人在政治枢要中占这么重要的地位，唯有宋代。

刻书业。宋朝是中国印刷术发展的关键时代。在隋唐时期，中国虽然出现了印刷术，但主要用于佛经的印刷。五代北宋时，官府开始用木刻版印刷儒家经典，但宋朝严禁民间私营印刷业，所以，当时罕见民间印刷品。在论及福建麻沙木的渊源时，许多人往往使用一些不可靠的族谱史料，谓建阳在唐代已为“书肆所萃”，实际上，迄今为止，尚找不到北宋时的建木。其原因在此。

宋朝的禁令一直到北宋后期才被取消，于是，民营出版业开始在各地发展。以此为契机，建阳书坊、麻沙逐步成为宋代出版中心之一。宋代出版业中心有三个:杭州、成都、福建。研究出版史的学者公认:杭州的版木最精、福建的版木最多，成都在二个方面都位于中游。杭州的版木最精是因为临安是南宋的首都，官府出版的书籍大都在这里印刷，数量不多，校对精良。所以，它的普遍水平高于其他二地。实际上，建阳麻沙木中的精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亚于杭州，只是由于建阳的出版业是民营的，所以，质量参差不齐，少数出版者为了谋利，生产的产品质量不够高，也是难免的。因此，在总体的质量方面，建阳落后于杭州。在数量方面，建阳出书之多是公认的，定居建阳的朱熹说过，书坊之书无远不及。在赵汝括的《诸蕃志》中记载，输往朝鲜的中国物产中，“建木文字”是很主要的一项。至今在日本所保留的宋本中，也以建本最多。这都说明建本的影响是国际性的。闽学。在中国思想史上，使福建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宋代闽学的兴起。闽学是理学的一个流派，也是理学的顶峰。宋代福建成为理学根据地，有其内在原因。北宋时期，福建已成为儒学文化较发达的区域。著名的海滨三先生是理学的前驱人物之一。但是，北宋的理学中心主要是在洛阳，尤其是在北宋后期，二程兄弟相继在洛阳讲学，使理学中多了一个名为“洛学”的流派———也是被称为理学正宗的流派。北宋的福建人是非常好学的，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仰慕工程理学，许多人负笈千里，前往洛阳求学，在程门四大弟子，即有二位是福建人，他们是杨时与游酢。有一次，杨游二人冒雪前往程家拜访，恰逢老师午睡，杨游二人不敢打扰，站在门外静候多时，待老师醒来发现时，地上的积雪已有一尺厚了！这就是著名的“程门立雪”的故事。

当时的福建人就是以这种精神求学，如杨时、游酢二人，最终成为二程理学衣钵的继承者，其实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北宋末实行“党锢”，二程理学被禁。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杨时挺身而出，倡导理学，使其成为理学的中坚。宋室南渡，杨时讲道东南，使东南取代洛阳，成为中国理学的中心。杨时是南剑州将乐县人，晚年定居家乡，其高足罗从彦也是南剑州人，罗从彦的弟子是南平人李桐，李桐的再传弟子是生于尤溪的朱熹，这四位被视为理学正宗的杨、罗、李、朱四代传人，都与南剑州有不解之缘；其后，朱熹定居建阳讲学，虽说他的学生来自四方，但其中有不少福建人，他的高足中，蔡元定是建阳人，黄螒是福州人，陈淳是漳州人，而私淑弟子真德秀是浦城人。朱熹自己，虽说祖先是徽州人，但自从他祖父入闽，其父亲在福建做官，朱氏定居福建已有三代。就朱熹本人而言，他的一生70余岁，除了其中几年在外做官讲学外，大都在福建定居。所以，后人将其学术称之为闽学，是理所当然的。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高级阶段，她使儒学超越政治学、伦理学、文学，进一步发展为以思辨为主的哲学，从而在政治学、法学、行政学、经世学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的一门学术，也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总汇。由于其成就辉煌，闽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被视为孔子之后的第一人。

宗教。福建在唐五代是中国佛教的中心，其寺院、僧人都是全国最多的，在宋代，这一状况仍未发生变化。宋初福建僧人达70000多人，约为全国的1/6，他们出游各地寺院，因此，全国各地的许多寺庙中，都有闽僧，这一地位迄今不变。宋代的名僧中有不少是福建人，例如华严宗的中兴教主净源。宋代福州的东禅寺与开元寺，都曾雕版印刷过卷帙浩繁的《大藏经》，分别有6434卷、6132卷；宋代福建也是道教的重要基地，道教中的南宗五祖白玉蟾是福建人，他的著作很多，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贡献。宋代福州曾刊刻《道藏》5481卷，分装540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道藏》。宋元时期，福建还是海外宗教的传播中心，不论是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都在福建有众多的信徒，宋元时，泉州有专供外商居住的“蕃坊”，宋末至元初，来自海外的商人莆寿庚家族在泉州长期掌权，元末，由海外蕃客组成的亦思巴奚军控制了泉州，这种情况在中国是罕见的。

文艺与科学。宋代福建也是文化艺术大发展的时代。杨亿被称为西昆体的代表人，柳永是婉约派大师，张元千与刘克庄的词风豪放，刘克庄还是“江湖派”诗人的领头人之一，而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具有永恒价值的诗歌评论名著；在散文方面，蔡襄的散文“清遒粹美”；在史学领域，宋代闽人有二部众所公认的史学名著，其一是郑樵的《通志》，其二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在自然科学方面，曾公亮著《武经总要》，是宋代兵器制造、兵法集成的巨著，其次，苏颂作《新仪象法要》，并制造水运天文仪，代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此外，宋慈的《洗冤录》是法医学史上的开山名著，杨士瀛在医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引人注目；蔡襄的《荔枝谱》、《茶录》都是科学史上的著名的作品。在艺术方面，蔡襄号称宋代书法四大家之首，蔡京与蔡卞的《宣和书谱》与《宣和画谱》，都是艺术史上的名著，而《乐书》及《律吕新书》等音乐方面著作的出现，都是闽人献给中国艺术史的名著。

由此可见，宋代福建文化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非常发达的，称之为福建古代文化的高峰，应不会有异议吧！

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实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一次浪潮。从历史的长河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宋代福建文化的崛起是中国文化重心不断南移的结果。我们说过，五代时期，福建已成为国内文化较发达的区域，宋朝统一后，南北交通更为畅通，而南方经济的发展，已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中心已经南移，所以，南迁的北方移民不断入闽。尤其是南北宋之交，金兵南下，宋室南迁，中原士庶无不携老扶幼南渡，中原精华，萃于东南。从此中国文化的重心转移至东南，迄今不变。

那么，这一时期福建又为何能成为南方文化的中心区域呢？这与南方区域文化的分布有关。如实地说，宋代南方区域的开发，是有层次不同的。南宋所辖区域内，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是东南的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福建路，以及四川的成都路；其余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西路、广南东路发展程度要低一些；而京西南路、两淮西路、两淮东路位于与金国对峙的前线，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影响。所以说，南宋的经济文化中心主要是东西两头，即东南诸路与西部的成都路，成都路的文化虽然发达，但与东南诸路比，一是地方较小，二是位于抗金前线，三是对南宋来说过于边远，以故，南宋的文化中心只能是东南诸路。东南各路的中心恰在四路交界的武夷山，若以武夷山为中心，以武夷山与南京的直线距离（约三百公里）划一道圆，恰好将东南城市的精华都划入范围之内。由此可见，宋代闽北成为东南的文化中心并不是偶然的，它至少有位于中心的文化地理优势。其次，从政治形势来看，历代的政治之都通常难以成为文化之都，这是由于文化的发展，并非总是与政治平行的，文化人喜欢批评政治的“毛病”，历来为政治家头痛；从另一面来说，首都为政治中心，朝廷的影响无处不在，也不适应文化的发展。但文化的发展又与政治密切联系，离开政治中心太远，与时势太隔膜，也很难成为文化中心。因此，北宋的文化之都是在离开封不远的洛阳。宋室南迁后，定都杭州，闽北距杭州不远，又是南方山林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以故成为文化人的一个据点；从军事上而言，南宋与金国沿着淮河与秦岭对峙，大多数地区都成为前线，在远离前线的文化发达区，也只有福建一个了，所以，福建能成为宋代文化最发达的区域。由于南宋定都东南的缘故，东南一带，荟萃了最多的文化精英。东南各路文化大省中，唯有福建位于远离战线的后方，宋朝将南外宗正司与西外宗正司按置于福建，便反映了这一考虑。基于同样的理由，南宋时的福建山区成为北方文人学士荟萃的地方，这使福建文化的水平大为提高。

在元朝以后，随着江南地区从军事前线演变为交通与经济中心，各地学者、文人活动的中心逐渐转到江南，于是，江南取代了福建，成为新的南方文化中心。福建在历史上的文化地位因此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