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书业。宋朝是中国印刷术发展的关键时代。在隋唐时期，中国虽然出现了印刷术，但主要用于佛经的印刷。五代北宋时，官府开始用木刻版印刷儒家经典，但宋朝严禁民间私营印刷业，所以，当时罕见民间印刷品。在论及福建麻沙木的渊源时，许多人往往使用一些不可靠的族谱史料，谓建阳在唐代已为“书肆所萃”，实际上，迄今为止，尚找不到北宋时的建木。其原因在此。

宋朝的禁令一直到北宋后期才被取消，于是，民营出版业开始在各地发展。以此为契机，建阳书坊、麻沙逐步成为宋代出版中心之一。宋代出版业中心有三个:杭州、成都、福建。研究出版史的学者公认:杭州的版木最精、福建的版木最多，成都在二个方面都位于中游。杭州的版木最精是因为临安是南宋的首都，官府出版的书籍大都在这里印刷，数量不多，校对精良。所以，它的普遍水平高于其他二地。实际上，建阳麻沙木中的精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亚于杭州，只是由于建阳的出版业是民营的，所以，质量参差不齐，少数出版者为了谋利，生产的产品质量不够高，也是难免的。因此，在总体的质量方面，建阳落后于杭州。在数量方面，建阳出书之多是公认的，定居建阳的朱熹说过，书坊之书无远不及。在赵汝括的《诸蕃志》中记载，输往朝鲜的中国物产中，“建木文字”是很主要的一项。至今在日本所保留的宋本中，也以建本最多。这都说明建本的影响是国际性的。闽学。在中国思想史上，使福建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宋代闽学的兴起。闽学是理学的一个流派，也是理学的顶峰。宋代福建成为理学根据地，有其内在原因。北宋时期，福建已成为儒学文化较发达的区域。著名的海滨三先生是理学的前驱人物之一。但是，北宋的理学中心主要是在洛阳，尤其是在北宋后期，二程兄弟相继在洛阳讲学，使理学中多了一个名为“洛学”的流派———也是被称为理学正宗的流派。北宋的福建人是非常好学的，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仰慕工程理学，许多人负笈千里，前往洛阳求学，在程门四大弟子，即有二位是福建人，他们是杨时与游酢。有一次，杨游二人冒雪前往程家拜访，恰逢老师午睡，杨游二人不敢打扰，站在门外静候多时，待老师醒来发现时，地上的积雪已有一尺厚了！这就是著名的“程门立雪”的故事。

当时的福建人就是以这种精神求学，如杨时、游酢二人，最终成为二程理学衣钵的继承者，其实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北宋末实行“党锢”，二程理学被禁。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杨时挺身而出，倡导理学，使其成为理学的中坚。宋室南渡，杨时讲道东南，使东南取代洛阳，成为中国理学的中心。杨时是南剑州将乐县人，晚年定居家乡，其高足罗从彦也是南剑州人，罗从彦的弟子是南平人李桐，李桐的再传弟子是生于尤溪的朱熹，这四位被视为理学正宗的杨、罗、李、朱四代传人，都与南剑州有不解之缘；其后，朱熹定居建阳讲学，虽说他的学生来自四方，但其中有不少福建人，他的高足中，蔡元定是建阳人，黄螒是福州人，陈淳是漳州人，而私淑弟子真德秀是浦城人。朱熹自己，虽说祖先是徽州人，但自从他祖父入闽，其父亲在福建做官，朱氏定居福建已有三代。就朱熹本人而言，他的一生70余岁，除了其中几年在外做官讲学外，大都在福建定居。所以，后人将其学术称之为闽学，是理所当然的。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高级阶段，她使儒学超越政治学、伦理学、文学，进一步发展为以思辨为主的哲学，从而在政治学、法学、行政学、经世学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的一门学术，也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总汇。由于其成就辉煌，闽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被视为孔子之后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