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此，面对“不文明旅游”的现象，有必要从公众自身以及社会政策的公众参与程度两方面求解。公众本身并不缺乏文明向善的诉求，问题是如何能够激发出这种诉求。而激发的最好路径，仍在于引导其积极主动参与景区建设决策。比如，景区乃至政府主管部门，能不能将游客当作一个旅游共同体的成员尊重，从而通过扩大参与，而寻求更多认同。又如，可不可以尝试以唤起民众耻感的方式，从具体的实践出发来倡导文明出游。

说到底，小到一个人在公共场合扔不扔垃圾，大到一个国家国民公共意识的养成，都能折射出特定社会的发展阶段、成熟程度、群己关系和社会生态。而这只能通过公共事务的参与、制度文化的化育乃至双向良性的互动，一点点改变、一点点定型，并在不断取得共识的前提下，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只有将外部内化为“我的”，才能产生个体的责任与义务，权利和担当。（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