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已入住 12年，福州仓山福锦苑6号楼内大部分聋哑人，仍小心翼翼地坐在大樟树下，等待有人走进“6号楼的地盘”，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

大樟树的背后就是6号楼，孩子们每天傍晚在这里大声玩闹

　　东南快报讯（记者 翟星理 林春长/文 李剑准/图）　　对于福州仓山区下渡大坪路福锦苑6号楼大多数居民而言，声音是“多余”的。6号楼里住了51户人家，其中38户是聋哑人。

　　于是乎，这里几乎是一个被寂静笼罩的王国，所有的乐观和坚强，都只能在无声中上演。

　　虽然，偶尔略显刺耳的关门声，穿透空气，以每秒约340米的速度传入过往的人们耳中。但关门的人只有在盛夏雷声轰鸣时，耳膜才会“稍微有点感觉”。

　　外界与他们的交流，更多的时候要依靠表情和书写。不过相比于沟通的障碍，外界的偏见和这个群体特有的猜疑，成为横亘于他们与6号楼外的世界的鸿沟。

　　在逐渐融入社会的12年时间里，6号楼始终没能完全填平这道鸿沟。但不可忽视的是，这6号楼里，与外界交流的欲望一直在顽强地生长着，他们不希望被遗忘。

林斯基（右一）经常会组织一些聋哑的老同事打麻将，消磨时间

　　大樟树下“6号楼的聚会”

　　虽然听不到声音也无法说话，打麻将，聊新闻……他们也有生活圈

　　4月19日上午，陈于经走出6号楼，加入了一个麻将牌局。牌局中有两人和她一样，听不到声音也无法开口说话，唯一的健全人是陈于经曾工作过的残疾人工厂中的车间主任林斯基。如今他们都已退休。

　　陈于经仔细看着自己面前的麻将牌，同时观察对家的表情。退休之前，她在制箱车间干着皮箱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把布料粘贴在皮箱里层。

　　牌桌上，这个曾经的制箱工摸到一张六条，然后迅速把面前的麻将全部摊开在桌面上。“她糊了”，林斯基边说边把代表钱数的扑克牌交给陈于经。

　　除了打麻将，每个周六的上午，6号楼的居民们都会下楼聚一聚。楼下有棵大樟树，树下方圆10米，被称为“6号楼的地盘”。

　　这不，楼里的李三妹正在树下，右手平伸，来回摆动，然后指尖向下做了一个俯冲的动作，嘴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嗯”。

　　“她说韩国的船掉进海里了，上面有很多人”，腿部有残疾的毛大姐是李三妹在残疾人工厂的工友，她进厂后学会了手语，早已成为6号楼的翻译。

　　看到毛大姐说完，李三妹又做了些手势，眉头紧蹙。“她看到新闻的时候很难过。”毛大姐翻译。

　　和6号楼里其他聋哑人一样，李三妹曾在聋哑人学校学习过，能看懂电视上的字幕。这比字幕普及之前好多了，“以前他们只能看电视里人的表情和动作，不知道在演什么”，毛大姐说。

毛大姐（右）与李三妹（左）正在用手语来交谈当天发生的事情

　　“让人看了心疼”的微笑

　　癌细胞已扩散到脑部，60岁李玉娥依旧在无声中上演乐观坚强

　　聋哑人李玉娥也住在6号楼内，但她没有参加周六上午的聚会。现在的她行动迟缓，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脑部。

　　4年前，李玉娥被查出肺癌，晚期。当时医生断言，最多只能维持2年半。如今，她已经60岁。

　　李玉娥平时由聋哑丈夫和健全的儿子照顾。更多的时候，丈夫和儿子去上班，她只能一个人在家休养。只有在中午，丈夫无论如何都要往返3个小时，从上班的地方回家为她做饭。

　　4月14日下午，同为聋哑人的邻居林榕生想去拜访李玉娥。虽然听不到门铃声，但是李玉娥家里的红色灯泡会不断闪亮。

　　不久前，在下渡派出所民警李维武的主持下，6号楼的聋哑人家庭更新了门禁系统：电铃直通室内的红色灯泡，快速明灭的灯光能提示聋哑住户有人来访。1楼的一户聋哑住户甚至把灯泡装在了床头，生怕客人被拒之门外。

　　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林榕生按了17次门铃，但是李玉娥始终没有开门。林榕生手掌并拢，放在耳边，示意李玉娥可能在午休。

　　6号楼的人们之所以不停地介绍李玉娥，是被她的乐观和坚强打动了。每周二，李玉娥都要去医院接受治疗。如果丈夫和儿子没空，毛大姐就会陪她去。

　　从医院回到6号楼，人们会打手语问李玉娥身体情况如何。从患病至今的4年间，每当有人问起病情，李玉娥都会微笑着回应，从不谈痛苦。

　　但在毛大姐看来，李玉娥的微笑“让人看了心疼”。李玉娥曾告诉毛大姐，她之所以笑脸示人，是想减轻家人的负担，“想哭也不能哭出来，不能让孩子对她有愧疚感。”

　　有人这样描述肺癌晚期病人的感受：“呼吸困难，胸口内部胀痛，像24小时处于溺水状态。”虽然6号楼的人们无法理解这种痛苦，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个坚强的老人已经延长了1年半的生命，“她的医生都被她感动了，说她是医学奇迹。”

几乎每户人家中都有一叠皱皱的纸，采访就是这样进行的

　　“有过得好的，也有不好的”

　　聋哑人们聚居在6号楼，得益于2002年的一次拆迁安置

　　现在平均年龄60岁左右的李玉娥们，之所以聚居在6号楼，得益于2002年的一次拆迁安置。残疾人工厂的聋哑工人，大部分被安置在6号楼。

　　当时，这些聋哑人大多数已经成家。大多数是在工厂车间相识并结合的双职工，一小部分选择与厂外的聋哑人或者聋哑学校的老师组建家庭。也有人至今单身，独居，或与亲人居住。

　　这些人都不是先天聋哑，而是幼年时期因未能及时治病，先是失聪，后来失语。幸运的是，他们的子女都健全。只有林榕生的女儿林枫小时候因病致聋，也无法开口说话。

　　这阵子，林榕生正在办理去台湾旅游需要的证件。摄影作品多次获奖的他，曾是福建摄影家协会成员。退休之后，旅游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被问及6号楼聋哑人的生活情况，林榕生在本子上写下：“他们已退休，都生活不错。”6号楼的人们之所以生活得不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孝顺的子女。

　　有的家庭，儿子结婚后选择留在6号楼照顾父母，也有的家庭外嫁的女儿每周至少回来3次，几乎每次都为父母带回一大堆东西。

　　但是也有过得不好的。叶妹妹嫁给了6号楼一对聋哑夫妻的长子。聋哑夫妻在6号楼里只有一套50多平方米的小套间。二人去世后，房子由二儿子和三儿子继承，两家人挤在里面。叶妹妹夫妇无处可去，无奈之下，只好在6号楼架空层打了隔断并简单装修，住了进去。

　　当时，叶妹妹想到了申请公租房，她符合条件，于是连续3年提交申请。到了2013年下半年，眼看公租房即将审批到手，却接到了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的通知：公租房政策取消了。

　　“房管局只让我回家等通知。”这一等又是大半年，叶妹妹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6号楼的人们，“其实跟外面一样，有过得好的，也有不好的”。叶妹妹的愤怒已经消耗殆尽，她现在只希望不会被赶出6号楼的架空层。

家中很安静，小狗成为李三妹家最热闹的宝贝

　　外界的偏见与他们的猜疑

　　这两者似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把6号楼与外部社会隔绝开来

　　左右两手握拳，大拇指竖起并靠拢，就是手语中“朋友”的表达方式。但是自打毛大姐三十多年前学会手语，在与6号楼的人们交流的过程中，却极少用到这个手势。

　　就连“朋友”这两个字，6号楼的他们理解起来也有些费力。林榕生看到记者采访本上的“朋友”两字，皱起眉头，抢过采访本，迅速在“朋友”前写上一个“女”字，然后撅起嘴唇，连连摆手摇头，示意“没有”。林榕生的爱人两年前因脑肿瘤去世，现在他与女儿女婿、外孙生活在6号楼。

　　这难免让人觉得，6号楼是个与外部社会绝缘的存在。不知道是不是刻意为之，大樟树后的铁栅栏和一条上坡水泥路将6号楼与福锦苑其他居民楼隔绝开来。只有正对小区大门的5号楼，孤独地耸立在6号楼右侧20米处。

　　但即便只隔了20米，5号楼的多数居民们与6号楼之间，连点头之交都算不上。不懂手语，以及聋哑人性格固执、易怒这种偏见，在福锦苑投入使用的12年时间里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正因如此，20米的距离显得难以逾越。

　　这些聋哑人相识于残疾人工厂，交往的圈子大多也仅限于工厂和6号楼。工厂倒闭之后，6号楼成为他们唯一一块阵地。有时候，外界的聋哑人会慕名来到福锦苑，与6号楼的聋哑人“闲聊”、打牌。但更多的时候，6号楼的老人们孤零零地坐在大树下，面无表情地望着小区门口进进出出的居民们。

　　猜疑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6号楼的封闭。“两个健全人说话，最好不要看旁边的聋哑人，他可能会认为你在说他的坏话”，毛大姐这样总结。

　　6号楼的猜疑，有时候也会伤及聋哑人自身。2014年年初，6号楼7层素有嫌隙的两家对门邻居发生纠纷。其中一户聋哑人看到自家大门的防震塑料圈脱落，一口咬定是对门的聋哑邻居所为，并在楼道无人的时候撕下了对方门口贴的春联。

　　腿部残疾的毛大姐艰难地爬上7楼，但没有调解成功。两家人激烈地争吵，“嘴里嗷嗷叫，声音很大，手语一直打个不停。”下渡派出所民警李维武接到报警后赶到，总算制止了一触即发的肢体冲突。

　　偏见和猜疑像一道鸿沟，把6号楼与外部社会隔绝开来。鸿沟的一端似乎没有交流的欲望，而另一端的6号楼，呆立在鸿沟的边缘，多少有点无所适从。

　　“不希望被遗忘”

　　声波虽然消失，但与外界交流的欲望，一直在6号楼生长

　　回想起这起纠纷，李维武觉得6号楼的聋哑人“虽然固执，但是很单纯。”与6号楼居民多次接触之后，聋哑人向李维武伸出了大拇指，这意味着他被6号楼居民接受了。但接受的代价是，就连要更改门铃的音乐，李维武都会接到6号楼的电话，“让我过去帮忙看看。”

　　声波虽然在6号楼的聋哑人里消失，但与外界交流的欲望，一直在生长。4月14日下午，林榕生翻箱倒柜，抱出至少40本获奖证书，“嘭”的一声拍在客厅的茶几上。他翻出女儿林枫的“速录师”比赛获奖证书，左手食指指着证书的落款：福建省直机关。他的意思不难理解：林枫虽然是聋哑人，但是很优秀。

　　同样是在这个下午，6号楼内的聋哑人宋兆丰在阳光下展示自己两个大拇指的灰指甲，并详细写下了灰指甲带给他的痛苦和治疗方法：“去琯头山抓草药。”

　　李三妹乐意与丈夫唐依坚拍张合影。进门之后，她一把按住一条狂吠的金色哈巴狗，把它锁在了阳台上。唐依坚把刚洗完头发的儿媳妇叫了出来，让她充当翻译，“他说谢谢为他们照相。”

　　“其实他们只是不希望被遗忘”，李维武说，6号楼融入社会的过程已经持续了12年，但是楼里大部分聋哑人仍然小心翼翼地坐在楼下的大树下，等待有人能走进“6号楼的地盘”，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

　　在毛大姐看来，生活在无声世界中的6号楼居民所能感受到的孤独，丝毫不亚于失明者，“如果能够听，可能他们愿意用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