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云南打工者杨九在东莞市厚街镇一出租屋内，挥刀砍向瘫痪的母亲，后用剃须刀片割腕自杀。所幸母子二人均无生命危险。东莞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员经调查认定，疑犯有犯罪中止、自首等行为，考虑到杨九只身打零工照顾病母多年，4月3日，对其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4月9日《新京报》）

弑母，原本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然而当弑母与孝子联系在一起时，又是怎样的一种现实困境？是怎样的无奈、无助和无望让一个孝子选择了“弑母”？

据报道，事发前的两个月中，在工地干临时工的杨九一直没有什么活做，最难的时候，一天母子俩只有一块面包，他留给了母亲吃。在过去的近三年，杨九母子在东莞厚街一直过着饱一顿饥一顿的悲惨生活。就是如此的特困家庭，从没人过问过他们的疾苦，更没人给予过他们帮助。最终，杨九选择了挥刀砍向瘫痪的母亲，他选择了用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尽孝”，为的是让母亲不再受苦。

在我们当下的文明社会里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然而这样的故事就真实的发生在了我们身边，而且这样的故事并非个案。早在2012年，就曾有过“孝子毒母”的案例，四川“孝子”邓明建在照顾瘫痪母亲18年后，迫于生活重压，在母亲的哀求下喂食母亲农药助母“安乐死”。时隔两年，同样的悲剧还在重演，我们不禁要问，何以尽孝会演变为这样一出出悲剧？

其实，“孝子弑母”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是全社会的悲哀。当面对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事件，对于那些基本生活都难以温饱，又与病魔殊死抗争的特困群体来说，仅仅依靠家庭的力量往往力不从心。然而在当下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大病医疗救治制度尚未全面覆盖的情形下，他们的人生，注定是悲苦、凄凉的。

试问，如果不是当事人做出“弑母”的极端行径，如果不是在媒体的持续关注下，我们谁又能去关心这些需要我们帮助的弱者？不容忽视的是，作为流动弱势群体的一个缩影，杨九母子处在城乡二元体制中的边缘位置，他们既无法享受农村的低廉生活成本，也无法获取城市的公共服务，成为了社会治理的盲点。如果政府有关部门能够早一点重视这一盲点的治理，如果他们的生存境遇能够早一点被发现和重视的话，这样的悲情或许本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