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军平

“言如其人”，陈忠实是典型的关中汉子，说话操一口浓重的关中方言，我虽然至今未能亲谋其面，亲聆其声，但从方方面面的角度都比较清晰的了解了我敬仰的这位陕西作家，有一次，在某个省级驰名的报纸上，我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篇文章竟然和他的文章在一个版面上，这让我更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陈忠实是朴实的，也是深刻的，就如他那沟壑纵横的却不失坚毅的脸一样。他那饱经风霜的脸总让人能想起能耐得住大苦大难的秦川人民；而厚重的《白鹿原》的出版，也显示了他的秦人的那一种坚毅本色。记得当《白鹿原》出版后，陈忠实在序言里提到了一位读者的来信，那位读者的意思大概是说我想写这一本书的人一定累的满头白发了，不知自己记的准确不准确，好像是这一方面的意思，而陈忠实在叙述中是把它作为一种调侃的佐料的，这也足见出完成这一本巨著的不易。“这次豁出去了，如果还弄不成，就回家养鸡去。”这是陈忠实给妻子撂下的一句话，那一种写《白鹿原》的决绝，“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的豪气，至今让人读起来总感觉亲切感人，没有豪言壮语，很结实的一句话，很实实在在的一句话，就像我身边的陕西乡党一样，说话从不文邹邹，吞吞吐吐，细声细气，而是有着西北人的那一种刚强和豪爽。

“你哪天也弄个硬的，弄个枕头出来。”这个话是来自陈忠实的典故。为了完成一部堪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陈忠实下了功夫，而他下的功夫也没有白费。陈忠实因为《白鹿原》而出名，《白鹿原》面世的时间大约是公元一九九三年上半年，与之几乎同时面世的还有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的《废都》，京夫的《八里情仇》程海的《热爱命运》。

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陕西日报》大幅报道了这一新闻，新闻的标题是《陕军东征，“火爆京城”》，而当时的我还在某基层学校，由于平时非常关注《秦岭》副刊，看到这样的一条重要新闻，一时和同行们争着传阅。现在，“陕军东征”那件事几乎快过去了二十年，若不是爱好上了文学，也许我和所有的人一样都不会再提起那件事。

记的妻子后来看到本书时，看到《白鹿原》的封面人物，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这个人像我爷”，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白鹿原》的故事演绎的是关中这块土地百年的历史变迁，书中刻画的那一位拄着拐杖脸上刻满皱纹的白嘉轩老人形象实在这块厚实的土地上不难找到的。当我打开《白鹿原》的扉页时，看到的是作者那布满皱纹的沟壑纵横的脸，犹似充满神奇色彩的白鹿原一样。肖像的下一页是简单的一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落款是巴尔扎克。我知道巴尔扎克是十九世纪批判法国现实主义的杰出大师，引用这一句话看来如同找到了一个杰出的导游一样，瞬间，把人的好奇心激发了起来。接着不用详细介绍，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离奇故事，充满了神秘，怪异，紧紧吸引着我读下去，也同样吸引着热爱文学的人读下去。

陈忠实的文笔和构思与路遥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陈忠实可以说是儒道相济，奇正结合，伟大的现实主义和伟大的浪漫主义互相运用，是关中这块土地厚实的传统文化和神秘的秦岭文化的有机结合。而路遥呢，是纯粹的儒，偏于正统，是典型的伟大的现实主义风格。这种差异大概也是由于两人写作的题材不同。路遥着重写作的是当代社会现实性的东西，大胆夸张，荒诞性的构思受到一定的影响，制约着文章的张力；而陈忠实就不同了，由于写作的年代跨度大，作者就能够驰骋开想象的翅膀，大胆运用拉美魔幻荒诞的艺术技巧进行大胆的构思，这使的这部小说充满了瑰丽性的色彩，充满了诱惑人的磁力，加上陈忠实的小说语言有着土地般的淳朴和瑰丽，因而语言立体感很强。于是，在“东征”的五部小说里可以说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也因为这一部小说的神奇，紧跟着白鹿原——陈忠实生活的故土，小说创造的典型环境——也渐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关注的焦点。白鹿原位于故都西安附近，沿秦岭山下顺势摆开，由于依山托岭，望之蔚然，倒有几分神奇色彩，再加上陈忠实的艺术的巧手精心点化，于是，这块故土也成为了一块丰厚的人文景观。

《白鹿原》的另一个利好的消息是赢得了第四届（1989年—1994年）茅盾文学奖，这也应该是众望所归的事情。虽然在《白鹿原》之后，陈忠实还继续出版了他以前的小说，但无论怎么样，都是无法与《白鹿原》相媲美的。也许正如陈忠实所言，这是一本死后可以当做枕头枕的书，而这本书，也熔铸了他将近二十年的心血，真可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廿年辛苦不寻常”啊。

眼下，据说电视连续剧《白鹿原》正在濒临黄河具有丰厚的人文底蕴的渭北合阳某地拍摄，而此地也正好距离我的家乡不远，心里期待着这一部巨著能很快上视，也期待着再一次卷起阅读《白鹿原》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