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舅是个“苦孩子”。

五舅兄弟、姐妹较多，他是家么宝，按常理受到的呵护应该是最多的。不幸的是那困顿的岁月，五舅家有一个“亲戚”是国民党军统的要员，横行于国内，丧尽了众多的天良后随蒋介石败逃于台湾，把一切糜烂的后果留给他的亲人“品尝”。有这一样差的“光环”，五舅上学、工作、生活由此前途未卜了。每到人生的重要驿站，海外关系犹如一柄利剑，剑刺于他的双脚前，让充满朝阳的五舅俯首称“臣”。五舅没有选择，认命吗？日久的磨炼，他依然坚强。无论是下放乡镇还是到工厂上班，五舅都是从最基层的岗位、最邋遢的工作干起，用数倍于同行的辛苦和汗水甚至鲜血换取尊严和收获。工作的快乐在勤中寻找，学习的机会从自学中获取。

下放进城后，五舅选择了县城一家不起眼的塑料制品厂，从学徒工起步，苦苦的钻研，数年的艰辛和付出之后，他熟练地掌握了塑料模具设计、制造和设备调试安装的核心技术，不但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和业务领导，也成了远近同行的技术名人。

然而，沧桑的苦难依旧阴魂不散，尾随五舅。进入八十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民营经济的崛起，五舅工作的这家集体企业日渐衰落。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尤如一位耄耋老人，踌踌跺跺了。五舅是双职工，企业的困顿顿时让他们的日常收支捉襟见肘，但刚毅的五舅很少在我们面前提及，但生活的压力是无法回避的。孩子在读初中，父亲年逾古稀，爱人也面临下岗的危机。无奈之下只有选择拼搏。当时，香港的塑料制造大亨华昌公司在尼日利亚的卡诺刚设立了一个分厂，来内地招聘技术人才。一个合同期一年半，月薪500美元，还有数量不等的奖金。500美元相当于他当时一年的收获，待遇是诱人的。但资本家总归是资本家，500美元月薪的背后意味着什么？从五舅的来信中，我们感受到了那悲恸的思潮在涌动。

尼日利亚是个热带季风气候的国家，高温多雨。全年仅有旱季和雨季两季。旱季较渴，气温高达近40度，雨季阴湿、闷燥。卡诺又是一个偏居南非一隅的小城市，语言不通，难以融入当地的生活，那种孤独氛围，我是多年后独身西藏高原工作时才有了深深的体会。好在五舅是个足球迷，尼日利亚是个体育强国，足球运动十分普及，不多的业余时间，观看体育节目成了五舅消解思乡之切的最佳的选择，再者就是与家人书信往来。然而那坎坷不堪的通讯渠道，只能偶尔给予五舅些许的快乐。

自此，每当夜深人静，我们正准备休息时，身在异国他乡的五舅正在酷热的操作着机器，这七、八个小时的时差为我留下了思索的空间，这空间里飘逸着湿润的气息，浸润着我的周身，侵蚀着我的神往，令我时常难以入眠。于是，我的双耳紧侧，聆听着我的书房，那几封五舅的来信里，似乎有异国机器的轰鸣声传来，时断时续，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