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礼祥

开了春，爱听古戏的父亲，从罗鼓声中跳了出来。一大早，院外倚着柴垛蹲下，手中一段棉杆，地上划戳着：几时整肥、育秧，几时耕田、下种；北湖2亩栽红芋，南湖3亩点玉米；高地易旱撒芝麻，洼地易涝种高粱……父亲像下了决心的将军，扔下棉杆，吐掉烟尾，他要在春光渐好的日子里，按着心中的“谱子”，上演一出春耕大戏。

父亲甩掉棉袄，钻进薯窑，把闷了一冬、憋得通红的薯种扒拉出来，透透气；把囤子里贮藏的玉米、花生、芝麻、高梁种子拎出去，见见光；又把闲置一季的犁、耙、鞭、绳弄到院子，敲敲打打。丁丁当当的声响，引起牛棚里的大青驴“嗷—嗷——”嘶叫和老黄牛铜管般的长哞。“两个孬熊，别急，活有你俩干的！”父亲笑骂着。“他娘，料瓢拿来，给牲口多添些料！” “ 赶紧吃饭，趁着天好，把粪倒了！”他催促着我和弟弟：

父亲匆匆吃下母亲给他特意炖制的鸡蛋，不满地瞄了一眼饭桌前磨蹭的我和弟弟，快步来到粪池边的杂肥堆旁，抡起抓钩，猛地刨开。形形色色杂物沤制的土肥，黑泥一样冒了出来，酸、臭、腐、霉，种种怪味随着一丛热烟升腾开来。春风裹进牛棚，熏得大青驴响亮地打了个喷嚏。父亲像个武生，钩、锨、钗、锹，镢，诸种“兵器”齐用，刨、拉、拍、砸、铲，各招式尽展。很快土杂肥地毯般地摊开了。春阳除湿，春风收水。不几天，杂肥变干，父亲钩搂捶碾，粗拣细滤，细的育秧苗，粗的下大田。

像浅短的歇场，之后的些许日子，中午或晚上，父亲坐在饭桌前，就着蛋炒蒜苗，喝着高粱酒，收音机京戏中铿锵的锣鼓和激昂的演唱，让他有些热血沸腾，他盼望着开犁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