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庭槐
郭子寿老师病逝是我意外的事。
两个半月前,他从屯堡区桥头初中调往滴水乡中心小学任校长,我是欢欢喜喜送他走的,认为这是一乡儿童之幸。为减少公家的开支,他的行李全是自己搬的,还能挑七八十斤走二十多里山路,根本就没有病的迹象。平日有时问过我:“这地方疼是什么病?”我一看是肝区,但他吃得饭,不厌油,精力充沛,哪像害肝病的人,我不介意,他也不介意。谁知只走半月,他在组织学生入学时,竟晕倒在水田埂上,被送往县城住院。我当时忙于开学,没去看他,也不相信这样精力旺盛的人会害上什么大病。半个月后,他出了院来看我,人有点瘦,脸色青黄,但很精神,不知是装出来的,还是真的精神。我问是什么病,他只给我看一迭化验报告单,我不懂,建议他去找医院问问,他回来给我说,医生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准备休息几天就上班。第二天,我走到区医院门口,冉医生神情紧张地跑出来对我说:“刘校长,你知道郭子寿老师害的什么病?肝癌。我昨天看了他的检验报告单。”“他自己知道吗?”“不知道。”“还能治吗?”“已到晚期,很难活过两个月。”我如雷轰顶,为什么平日不阻止他那样拼命工作呢?
我认识子寿老师是在1963年调入屯堡小学后,校长分配他教三年级数学,我教四年级语文。当时,他才20出头,本身只读过小学五年级。我有点担心,因为这是一所重点小学。他十分好学,空堂总在听课,除他所教的课程外,语文、历史、地理、音乐课都听,他说如果不在大型学校教了,在我们大山区,很多地方都是一人一校,各门课程都要捡得起,才不会悖误学生。我的课他有空必听,出于礼貌,课后我都问他有什么意见,他总是毕恭毕敬地说:“我是学生,我是学生。”一次,他举行公开课,却令我刮目相看了。他不仅能熟练地掌握小学算术的纵横关系,还能根据儿童的心理及年龄特征进行教学。在评议会上,我只说了一句:“难得!”
1966年,我和他被打成黑帮,贬到离区70里的青堡公社青山大队。我在大队小学教,他在离我七八里路的三溪湾小队教。每天晚上,他像小学生准时上学那样来到我这里,和我一起学习、备课、剖析教育和教学中的疑难。不管刮风下雨,落雪起凌,每晚都来,来后必回。这可不是平常的七八里,而是没有人烟虎豹出没之地!虽然我每晚都送他到山后的垭口,直到看不到他的火把光,但总为他担心,也为他的好学精神感动!子寿的书教得好,工作又负责,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由于交通不便,那里的木料和木炭不值钱,像木炭只卖两分半钱一斤,他们看子寿家困难,要过年了,组织七八个人给他家送木料和木炭,在路上要吃一顿饭,还要在他家住一宿,回去时还得带一些礼品,花的钱比在街上买还多。子寿很善良,并不认为自己吃了亏,觉得农民对自己好,情感是钱买不到的。以后,我们就分开了,只在寒暑假集训或赶场时才能见面。每次见面,他都会从荷包掏出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是平日棘手的问题,我们就站在街上找个背静处讨论,都很忙。他不耻相师,坚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随时都在学习,随时都在向人请教,他的进步不是偶然的。我从侧面也得知他的教育技巧更成熟了,还见过他在报刊发表的几篇算术教学的文章。
1983年,在我任屯堡桥头初中校长时,因学校会计调走,正在修建校舍,后勤工作一片混乱,我急需一名得力的助手,请求区委调子寿老师来任会计。这里工作忙,又不能照顾家里的事,他仍愉快地来了。接管账目,清点公物,内外联系,投标招工,一个星期,工作井然有序。
他家是半边户,爱人身子弱,四个孩子,大的两个姑娘不久要出嫁,小的两个孩子读中学,都得花钱。这次我们相处一年时间,他没吃过荤菜,春来洋芋,冬来白菜,都是从家里带的,一点工资只够买化肥,请人帮工。有次他在吃白水煮白菜时,我的孩子跟他开了个玩笑,将他用来待客的化猪油撬了一筷子放进菜里,过后,他给我说:“你小孩害我今天打了个牙祭!”在农村青年都在追求时髦的今天,他没穿过像样的衣服,自笑最现代化的就是有一条的确良裤子。他教书二十多年,寝室里只有一个竹壳水瓶,一个脸盆,一床薄被。家里困难很多,他只星期六晚上回去,星期天必来。在修建紧张阶段,一连几个月没有回家,有几次我下硬命令要他回去,并愿为他照看施工现场,他摇摇头笑笑算了。为公家办事,他一个钱顶两个钱用,不吃包工队一顿饭,不抽人家一支烟。他任会计期间,我没为后勤操过心,每办什么事,他只事前事后给我说说,比我想的还周到,使我有更多的精力抓教学。对他来说,该要付出多大的精力和体力啊!听到冉医生的话后,一种老友间诀别的凄凉笼罩心头。我恨自己大意,平日只看到人的觉悟,人的意志,没看到有限的肉体。唉,我们很多教师都是这样,在那些年政治运动折腾中,为了孩子,为了我国的教育事业,他们忍辱负重,积劳成疾,像燃烧的无油的灯芯,春蚕到死丝未尽,蜡炬成灰泪难干,早早地离去了。他才四十四岁,正是年富力强、教育经验成熟、大有作为之时啊!子寿老师,巍巍的大山会记得你的,永远欢唱的清江会记住你的,在孩子们和家长心中,有一座你的丰碑!
在他从医院回来的第五天,我约了几位老友去看他。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有二十多里山路,要穿过一段很长很长因山洪暴发冲毁的山沟,满沟的水田没有了,遍地是大大小小的有棱有角的石块,很难走,走完山沟,还有笔陡的坡,他居然走了几十年。他更瘦了,仍很乐观,还不知害的什么病,正在拟工作计划,但一种不祥之兆也流露出来,硬要留我歇一晚上。这已是初冬时候,霜风从土墙缝门缝阵阵袭来,他在发抖,我抱住他的双脚,用身子暖和着他。他有一句无一句地说:“我估计自己不行了……后事全托给你了……丧事越简单越好,我还欠很多账……别让我老婆去找领导,要求这,要求那。”对我们这样年龄和经历的人,宽心的劝慰是无力的,违心的安慰也是无用的,他说一句,我答应一句。这一晚上,他没合眼,我也没合眼。第二天走时,他给我一份欠账单,还是吃大锅饭年月欠的口粮钱,托我要他的妻子还清这些账。他硬撑身子送了我一程,要我别为他担心,向同事和同学问好,还向我笑了笑,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最后一次。
一个月后,我在上课时,他的舅老倌来找我,说子寿死了。死,是预料中的,没想到来得这快。他说:“请您去一下,姐姐哭得死去活来,姐夫的父母兄弟都是分家另坐的,只问国家能给多少钱,没有人出来主事。”一种凄凉感向我袭来,一个教师的正义感又驱使我必须去办好这件事。我向区委、教育站、学校报告了子寿病逝的噩耗,带着全家去奔丧,到时已暮色苍茫了。
土家人的丧事是很热闹的,只要主人宽容,仇家都是要来吊唁的。常常是一个寨子的人,家家上锁,人人俱到,俗话说:“人死饭甑开,不请自然来。”我到子寿家时,没有这种气氛。两三个帮忙的在场坝搭棚子,堂屋正中,停着装着子寿的墨汁刚刷黑的棺材,是借的自己母亲的,白发人送黑发人!时至此时,大灵没扎,灵柩没写。几个穿长衫的胡子老汉,是专门在民间办丧事的人,在打嘴巴官司,和丧家讨价还价。他们也很焦急,孝子去磕了头请的主事的人没来,动笔的人没来。我坐在七级阶沿石下的场坝里,听着哭声,听着争吵,万箭穿心。我想,请人不来,大概子寿是个老师家里太穷吧。我控制不住悲愤之情,近似轻狂地向帮忙的人要来了纸、笔、墨和酒。这些都没买,纸是八开的,是子寿平日练毛笔字用的,我用颤抖的手将纸粘连成长条。酒,是烈性的包谷老烧。我把一斤酒分做三碗,平日喝一碗都会醉的,而今天,我把第一碗倾向子寿棺材的周围后,一气喝下两碗。酒,烧得我血在沸腾;酒,烧得我勇气倍增;酒,烧得我思维敏捷。我请帮忙的人给我拉纸,拿起三支并在一起的小学生用的劣等毛笔,略思一下,一气写下:“子逝矣,山留足迹,先生早去业未竟;寿永存,水遗身影,桃李芬芳愿亦足”和“师魂归来”。靠妻子扶住单梯,我颤巍巍爬了上去,贴在堂屋的大门上。
这时,教育站几位办事干练的同志到了,加上乡政府的干部,大家分头负责,各执其事,一个普通教师的丧礼开始了。
这天晚上,我做了很多越轨的事,和我作为一名教师的身份不符,和我作为重点中学校长的身份不符。我和整班整班来悼念的学生一起在灵前痛哭、鞠躬、叩头;和一群一群山民绕着棺材跳丧;和八个乡镇来的花锣鼓队一起唱丧歌;一席一席给这些没忘记一个乡村教师的父老乡亲敬酒。丧事热闹得破了记录,家长们、教师们、学生们,还有他的乡亲,没忘记这一贫如洗的教师,没忘记他平凡劳动的功勋!
出殡是第二天黎明,细雨霏霏,愁云漫漫。八队锣鼓悲天泣地,三枪铳轰响水应山鸣。抬丧的十六个土家汉子脱光上衣,腰系大板带,露出一身像起伏的山包似的肌肉。我也脱光了上衣,一身嶙嶙瘦骨,挤进去抓住了一根杠子的一头,对分配在这的汉子说:“老哥,看我们同事一场,让我送他一程吧!”“好,我在旁帮你!”他有力的手搭在我的腰上。发丧仪式礼毕,一声“起”字,重重的杠子压上了肩头,我踉跄了一下,站起来了,乡亲们,学生们哭着、喊着,簇拥在我们周围来护杠,来送行。他们的肩上、手上托着对一个普通教师的爱;我的肩上、心上,压着一个早逝教师的重托。
送走奔丧的人后已时近中午了,我和教育站的同志伫立在黄土垒起的坟前,不忍离去。他,瘦瘦的身子,孩子似的脸,慈母般的心肠,苦恋教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好像还在我们身边。乡政府的领导沉痛地说:“郭子寿老师能赢得这样多的群众的尊敬,离去了,才知道他的价值!”他们准备给子寿立碑,要我设计碑文。我写的碑文是:“他将自己贫穷而短暂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山区教育事业!”两旁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云得意藏师魂。”或:“春蚕到死丝未尽,蜡炬成灰泪难干。”经过斟酌,我划去了后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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