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从医院回来的第五天,我约了几位老友去看他。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有二十多里山路,要穿过一段很长很长因山洪暴发冲毁的山沟,满沟的水田没有了,遍地是大大小小的有棱有角的石块,很难走,走完山沟,还有笔陡的坡,他居然走了几十年。他更瘦了,仍很乐观,还不知害的什么病,正在拟工作计划,但一种不祥之兆也流露出来,硬要留我歇一晚上。这已是初冬时候,霜风从土墙缝门缝阵阵袭来,他在发抖,我抱住他的双脚,用身子暖和着他。他有一句无一句地说:“我估计自己不行了……后事全托给你了……丧事越简单越好,我还欠很多账……别让我老婆去找领导,要求这,要求那。”对我们这样年龄和经历的人,宽心的劝慰是无力的,违心的安慰也是无用的,他说一句,我答应一句。这一晚上,他没合眼,我也没合眼。第二天走时,他给我一份欠账单,还是吃大锅饭年月欠的口粮钱,托我要他的妻子还清这些账。他硬撑身子送了我一程,要我别为他担心,向同事和同学问好,还向我笑了笑,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最后一次。
一个月后,我在上课时,他的舅老倌来找我,说子寿死了。死,是预料中的,没想到来得这快。他说:“请您去一下,姐姐哭得死去活来,姐夫的父母兄弟都是分家另坐的,只问国家能给多少钱,没有人出来主事。”一种凄凉感向我袭来,一个教师的正义感又驱使我必须去办好这件事。我向区委、教育站、学校报告了子寿病逝的噩耗,带着全家去奔丧,到时已暮色苍茫了。
土家人的丧事是很热闹的,只要主人宽容,仇家都是要来吊唁的。常常是一个寨子的人,家家上锁,人人俱到,俗话说:“人死饭甑开,不请自然来。”我到子寿家时,没有这种气氛。两三个帮忙的在场坝搭棚子,堂屋正中,停着装着子寿的墨汁刚刷黑的棺材,是借的自己母亲的,白发人送黑发人!时至此时,大灵没扎,灵柩没写。几个穿长衫的胡子老汉,是专门在民间办丧事的人,在打嘴巴官司,和丧家讨价还价。他们也很焦急,孝子去磕了头请的主事的人没来,动笔的人没来。我坐在七级阶沿石下的场坝里,听着哭声,听着争吵,万箭穿心。我想,请人不来,大概子寿是个老师家里太穷吧。我控制不住悲愤之情,近似轻狂地向帮忙的人要来了纸、笔、墨和酒。这些都没买,纸是八开的,是子寿平日练毛笔字用的,我用颤抖的手将纸粘连成长条。酒,是烈性的包谷老烧。我把一斤酒分做三碗,平日喝一碗都会醉的,而今天,我把第一碗倾向子寿棺材的周围后,一气喝下两碗。酒,烧得我血在沸腾;酒,烧得我勇气倍增;酒,烧得我思维敏捷。我请帮忙的人给我拉纸,拿起三支并在一起的小学生用的劣等毛笔,略思一下,一气写下:“子逝矣,山留足迹,先生早去业未竟;寿永存,水遗身影,桃李芬芳愿亦足”和“师魂归来”。靠妻子扶住单梯,我颤巍巍爬了上去,贴在堂屋的大门上。
这时,教育站几位办事干练的同志到了,加上乡政府的干部,大家分头负责,各执其事,一个普通教师的丧礼开始了。
这天晚上,我做了很多越轨的事,和我作为一名教师的身份不符,和我作为重点中学校长的身份不符。我和整班整班来悼念的学生一起在灵前痛哭、鞠躬、叩头;和一群一群山民绕着棺材跳丧;和八个乡镇来的花锣鼓队一起唱丧歌;一席一席给这些没忘记一个乡村教师的父老乡亲敬酒。丧事热闹得破了记录,家长们、教师们、学生们,还有他的乡亲,没忘记这一贫如洗的教师,没忘记他平凡劳动的功勋!
出殡是第二天黎明,细雨霏霏,愁云漫漫。八队锣鼓悲天泣地,三枪铳轰响水应山鸣。抬丧的十六个土家汉子脱光上衣,腰系大板带,露出一身像起伏的山包似的肌肉。我也脱光了上衣,一身嶙嶙瘦骨,挤进去抓住了一根杠子的一头,对分配在这的汉子说:“老哥,看我们同事一场,让我送他一程吧!”“好,我在旁帮你!”他有力的手搭在我的腰上。发丧仪式礼毕,一声“起”字,重重的杠子压上了肩头,我踉跄了一下,站起来了,乡亲们,学生们哭着、喊着,簇拥在我们周围来护杠,来送行。他们的肩上、手上托着对一个普通教师的爱;我的肩上、心上,压着一个早逝教师的重托。
送走奔丧的人后已时近中午了,我和教育站的同志伫立在黄土垒起的坟前,不忍离去。他,瘦瘦的身子,孩子似的脸,慈母般的心肠,苦恋教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好像还在我们身边。乡政府的领导沉痛地说:“郭子寿老师能赢得这样多的群众的尊敬,离去了,才知道他的价值!”他们准备给子寿立碑,要我设计碑文。我写的碑文是:“他将自己贫穷而短暂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山区教育事业!”两旁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云得意藏师魂。”或:“春蚕到死丝未尽,蜡炬成灰泪难干。”经过斟酌,我划去了后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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