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书桂

历史承载许多变故，使人生历尽坎坷。

父亲是位离休干部。他出身寒门，早年投身革命，闯过枪林弹雨。因缺少文化，不会有太大的发展；缘由资历或资格，又使他当上了“官”。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使他养成了一种特殊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塑造了他的秉性，也成了他终生抹不掉的烙印。

1957年夏，天雨暴戾成灾。邹西地区的白马河像一条桀骜不驯的苍龙，声嘶力竭地向微山湖倾泻。倘若河堤溃决，沿岸村庄须臾间就会变为泽国。人们在堤坝上坚守了两天两夜，无奈洪峰居高不下，村子里进了水，盖在低洼处的茅草屋顷刻间便被刀刃般的浊浪淹没。紧急关头，身为区委书记的父亲一面安排群众撤离，一面在河堤上指挥筑坝。别人劝他回家看看，他坚决不肯，他知道大堤垮塌将意味着什么。母亲和哥哥都被洪水困在院子里，眼睁睁地看着水上涨，莫非这是命中注定的无妄之灾?

炊事员伯伯急中生智，把伙房大缸里的水舀干，让他们母子坐在里边，从院子里推出，送到筏子上。此时，父亲正带领群众奋战在泥里水里堵着大堤的缺口和漏洞……

还有一次，鲁南出现大面积蝗灾，地里收成十有一二,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饥民受了坏人的挑唆，手拿刀子剪子把区部围了起来，要求开仓放粮，否则先杀书记后杀区长。面对情绪激动的乡亲，父亲默默地把区部的午饭背到当街，让大伙先垫垫肚子。望着那几乎见不着粮食的菜窝窝，群众的目光顿时变软了。他们说，都说共产党的区长大鱼大肉，没想到跟咱老百姓一样吃的是菜窝窝，咱犯的是哪门子混啊!一场尖锐的矛盾就这样化解了。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却酷爱学习。他爱读报，总是全神贯注，偶尔被打扰，脸上便涌出愠怒。看到高兴处，他往简陋的竹椅上一躺，脚跷得很高，一副其乐无穷的神态。除了学习时事政治，父亲唯一爱看的“闲书”便是历史。“大禹的父亲鲧治水”用的是堵的方法，而大禹治水用的是疏导的方法……”这些故事，最早便是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历史真会开玩笑，父亲讲了这个故事不久，上级便调他到县里担任副县长兼任县水利建设指挥部指挥，他成了全县挖河治水的总工头。今年挖运河，明年修水库，整年风里来雨里去。

为了驱寒避湿，他养成了嗜酒的习惯。给父亲买酒喝，我们家本不太宽裕的日子则更捉襟见肘了。好在父亲是位乐天派，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经验成了他的口头禅，并以此来教育我们。国家穷，每人都要承担，这完全可以理解。父亲也想了一些创收的办法，譬如开荒种菜、喂鸡、养兔子。他还有一个嗜好便是捕鱼。工作之余到河滩上练上几网，偶有收获，便成了我们最美的晚餐。

唯一让父亲感到绝望的是“文革”浩劫。父亲被戴上高帽游街，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胡搅蛮缠般的批斗，遭受了骇人听闻的虐待和人身摧残。直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父亲那颗被冷冻的心才渐渐复苏。那年，我正在北京某部服役。春节期间父亲突然来到部队，只说要看看北京，看看天安门。当他那只粗糙的手抚摸着金水桥上的汉白玉石柱，仰望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时眼里闪出激动的泪花。他自言自语地说：“看看北京，我这一辈子便知足了!”

“文革”对人身健康的摧残是带颠覆性的，外伤可以平复，内伤却痕系心田，使之累积成疾。1986年，从来不吃药的父亲接连让我去医院开土霉素。我好生奇怪，劝他到医院检查一下。他并不以为然，大概太高看了他的抗病能力。两个月后，吃饭下咽渐感困难，他才想起瞧医生。钡餐透视后又拍了片，负责胸透的大夫早已瞧出了端倪，向我们透出口风，患的是那个可怕的病。

组织上安排他去上海治疗。父亲是个节俭的人，看到医疗住宿费那样高，心里总感不安。医药费他无法去讨价还价，住旅店却捡最便宜的住。他经常向我们念叨，“咱是来治病的，不是来讲排场的……”。旅店服务员听说他是位离休干部，住宿费可全部报销，都感到他节俭的实在不可思议。

通过钴60放疗，父亲的生命又延缓了两年。当他再一次病重的时候，知道属于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让我向组织交了最后一次党费，脸上出现了异常的安祥和宁静。有经验的医生说，这可能是回光返照，要我们抓紧准备后事。我们兄弟几个站在父亲跟前，希望他能再交待几句，不要走得这样匆忙……但是父亲失去了说话能力，只是用留恋的眼神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我们，充满了希冀和期待……

父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日子，我眼前依稀闪亮着他那期待的目光。“做正直的人，走人间正道……”是我对那束情意悠长的目光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