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驱寒避湿，他养成了嗜酒的习惯。给父亲买酒喝，我们家本不太宽裕的日子则更捉襟见肘了。好在父亲是位乐天派，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经验成了他的口头禅，并以此来教育我们。国家穷，每人都要承担，这完全可以理解。父亲也想了一些创收的办法，譬如开荒种菜、喂鸡、养兔子。他还有一个嗜好便是捕鱼。工作之余到河滩上练上几网，偶有收获，便成了我们最美的晚餐。

唯一让父亲感到绝望的是“文革”浩劫。父亲被戴上高帽游街，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胡搅蛮缠般的批斗，遭受了骇人听闻的虐待和人身摧残。直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父亲那颗被冷冻的心才渐渐复苏。那年，我正在北京某部服役。春节期间父亲突然来到部队，只说要看看北京，看看天安门。当他那只粗糙的手抚摸着金水桥上的汉白玉石柱，仰望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时眼里闪出激动的泪花。他自言自语地说：“看看北京，我这一辈子便知足了!”

“文革”对人身健康的摧残是带颠覆性的，外伤可以平复，内伤却痕系心田，使之累积成疾。1986年，从来不吃药的父亲接连让我去医院开土霉素。我好生奇怪，劝他到医院检查一下。他并不以为然，大概太高看了他的抗病能力。两个月后，吃饭下咽渐感困难，他才想起瞧医生。钡餐透视后又拍了片，负责胸透的大夫早已瞧出了端倪，向我们透出口风，患的是那个可怕的病。

组织上安排他去上海治疗。父亲是个节俭的人，看到医疗住宿费那样高，心里总感不安。医药费他无法去讨价还价，住旅店却捡最便宜的住。他经常向我们念叨，“咱是来治病的，不是来讲排场的……”。旅店服务员听说他是位离休干部，住宿费可全部报销，都感到他节俭的实在不可思议。

通过钴60放疗，父亲的生命又延缓了两年。当他再一次病重的时候，知道属于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让我向组织交了最后一次党费，脸上出现了异常的安祥和宁静。有经验的医生说，这可能是回光返照，要我们抓紧准备后事。我们兄弟几个站在父亲跟前，希望他能再交待几句，不要走得这样匆忙……但是父亲失去了说话能力，只是用留恋的眼神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我们，充满了希冀和期待……

父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日子，我眼前依稀闪亮着他那期待的目光。“做正直的人，走人间正道……”是我对那束情意悠长的目光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