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土家族、汉族、侗族杂居的大队，群众直爽豪气，热情好客，哪怕地方不富裕，来了客人，借也得借点什么招待一下。男女老少衣服都穿得干干净净，补得利利索索。待人接物、生活习俗有一些很杂的规矩。像来了客人多由男人接待，吃饭时女人也不上席；像跟客人共用一杯茶，自己喝过后，要在衣袖上把杯口揩一下，如果是茶壶，口咂壶嘴后要倒去一点，再把壶嘴揩一下；吃饭时客人必须坐上席，请客人用菜一定双手举筷指向目标，说“您请”，客人动筷后自己才吃；即使喝不得酒，也要倒一杯做样子陪客，客人不停杯，自己也不添饭；吃饭也一样，如果先吃完，举碗举筷对客人说“慢吃”，你必须回答“斯文”。他们也用这些规矩教自己的孩子。

这是白天在家里当着外人的情况，一到坡上搞生产，或在公屋开会分粮，打夜工撕包谷，就是另一回事了，什么也说得出来，什么也干得出来。也难怪他们，一年半载很难看到一场电影，识字的人不多，不能看书看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要听到一点新闻，也只来自公社开过会的文化不高的大小队干部，说太阳只碗大，电灯上可以点燃烟，谁也不怀疑。要说文娱活动，就只有原始的男男女女间的乱来了，说不上什么情爱，也不顾伦理廉耻，多是有夫有妻的，“打个石头试深浅，唱首山歌试姐心”、“家花没有野花香”，“人不风流枉为人”，一起睡一觉，风流一次，性的满足就行了，即使这达不到，口头上、手脚上也得满足一下。六小队的公屋挨着学校，社员们晚上在这开会评工分，白天来歇气分东西，当着学生的面无所顾忌。陈老师是本地人，进行过干涉，但他在陈家辈份小，说话没四两重。一天午间休息，正碰社员们扳包谷歇气，可能平常搞惯了，当着我和学生又干开了。一个青年抱住一个女人亲嘴，手伸进衣去上下乱摸；一位端起一个十七大八的姑娘，像给小孩端尿一样，让姑娘背靠自己胸前，两手端住姑娘腿弯，张开大腿，嘴里发出要小孩屙尿的“嘘嘘”声，绕场一周；还有一男一女，甚至在我教室外阶沿口的宽板凳上做起床上动作来了，只是没脱裤子。男学生撵呀撵的看，女学生用手蒙着脸，从指缝远远看。我忍无可忍，当即制止，可能我是外地人，又是公立老师，或是已建立的威望，他们没敢顶，停止了这些活动，看来是不服的，做床上动作的男青年边站起来边说：“又没来真的，不过玩玩。”《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事后，我去找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生产队长，一起开了几晚上的社员会，说明他们这样做对后一代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他们中有孩子们的父母、兄嫂、姐姐，都心服口服接受了我的意见。我知道这不是治本的方法，他们不在学校搞了，在别处仍然一样。于是，又在这个队办了政治夜校，建立大队中心文化室，自己掏钱买图书建了阅览室，教他们识字、读报，开展健康的文娱活动，建立成人宣传队和学生宣传队，大家才慢慢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年轻人应该追求什么。

山里的孩子性子野，在家里在学校都没什么玩的，有时就搞一些恶作剧。一天，陈老师的族房兄弟陈于儒和一群低年级的同学上学时，看到刺巴笼中吊一个葫芦包。所谓葫芦包就是马蜂窝，马蜂又大又长，结窝时在树枝上一个挤一个聚在一起，成千上万，像一个葫芦。马蜂尾部的刺有巨毒，集体意识强，一受攻击，群起而攻之，连大人都不敢惹它，把“捅马蜂窝”和“摸老虎屁股”等同看待。陈于儒读五年级，平日调皮，喜欢欺负小同学，见到马蜂窝，认为恶作剧的好机会到了，带低年级的同学走拢去看，小同学没见过这东西，以为好玩，一窝蜂拥了上去。谁知一到马蜂窝前，陈于儒捡了个石头砸了上去，正砸在葫芦颈上，一大坨马蜂掉在地上，散开，飞起。马蜂冒火了，认得敌人，陈于儒虽人大跑得快，马蜂偏朝他追去，不撵小同学。马蜂像一团鸟云朝他盖去，他的光头、胸上及遮来挡去的手上，被毒刺螫得没有丝缝，只好把头朝泥土里擂，屁股朝天，大哭大叫，马蜂更发怒了，不放过他的屁股。这时已在上朝读了，小学生来报告了情况，我大吃一惊，弄不好会死人的，和陈老师连忙跑去。陈于儒的头已在苕田擂了一个深坑，只见蜂群不见人。我们一人撅了一大丫枞树枝去一阵乱扫乱打，自己也被螫了上十处，才把马蜂大军赶跑，这孩子已奄奄一息。我要陈老师回去招呼学生，背着他往合作医疗站跑，治了一个星期的伤。从此以后，陈于儒不再恶作剧了，把小同学当弟妹看待，现在听说他又在这所学校当民办老师。

在黄斯小学，教育教学显示了神奇的力量，由于学校工作有成绩，大队决定由各个小队出工出料重修学校。从1971年的下半年开始备料，我每天下午带学生去小溪挑一节课的石头，自己每天挑一千斤，学生走后我还在挑，有月亮的夜晚也在挑，社员们很感动，工程进展很快。

1972年的古历正月初八，我去黄斯小学找陈老师商量开学工作，顺便带了一挑柴和一些青菜秧回家。栽青菜时感到十分疲劳，一身酸软，当晚就发高烧，起不来了。先在屯堡区医院治，也难为这些医生了，他们说是感冒了，每天走5里路来我家出诊，到正月十六，病越来越重，滴水不沾，进城后诊断为阿米巴肝脓肿，一住院就是好几个月，出院只半条命了，领导上为照顾我养病，又把我调回碾盘中小学作编外人员，从此，我就离开了黄斯小学。

在黄斯小学虽只工作一年半时间，除完成日常的教学工作外，到十个生产队进行过多次家访，办过政治夜校，参加过很多大小队会议，帮助他们做过中心工作，给很多人家解决过家庭纠纷，红白喜事帮过忙，也给一些困难人家下力，抬过木料、挑过石灰，挑过木炭，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家长、学生建立起相互信赖、休戚与共的关系。6年以后，我为红武中小学买生漆漆黑板，又到过黄斯大队，去过曾辅导过政治夜校的回龙观生产队，当时曾写过一首诗：“山路蜿蜒沿溪行，再过回龙步步亲。老树逢友远招手，新竹迎客近擦身。声声稀客家家笑，双双泥手深深情。劳动朋友最过古，时间愈久情愈真。”到过新建的大队小学，陈老师已没教书了。在原来的学校帮供销社搞代销，新学校的教师有一半是原来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