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海松

端午节还没到，老母亲就打发哥哥把一大捆艾蒿和她亲手包的粽子送到城里，并叮嘱哥哥一定让我亲手打开粽子，让我们全家吃个“粽子饱”，把艾蒿早点挂在门上避邪，尽管这样，她还是不放心，专门打电话来嘱咐一遍。

打开满满的一包粽子，哇，太诱人了，大黄米的，糯米的，粘玉米的，粘高粱米加杂豆的，青青的粽叶，匀称的个头儿，浓浓的香气，沾上红糖，那个香、那个甜呀！

接着，在哥哥的“监督”下，把艾蒿用绳子捆好，挂在门上就“避邪”了。

家乡是满族聚集区，民间也把端午节称为“当午儿”，村里有好事者为这几个字眼专门做过“土研究”，说过去满族人说话“an”和“ang”音分不清，就把“端午”说成“当午”了，“端午”也好，“当午”也罢，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反正对家乡的父老乡亲来讲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令，重视程度不亚于开奥运会。

包粽子是过端午节的重要内容，可在我的家乡包粽子需要提前一年做准备，你可能不相信，包个粽子怎么提前一年做准备呢？但这绝对是真的，家乡是山区，小时候，恰逢“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物质极度缺乏，市场关闭了，去哪里买黏米和粽叶呀，于是，家家户户，在春天种地的时候，偷偷的在自家不多的自留地里，种上黍子（去皮就是大黄米），粘玉米和粘高粱，但被公社发现后，即使长出苗来，也要强行铲除，因为这些作物产量很低。生产队长李叔是个倔老头，耿直人，有一年春天，公社书记到我村检查工作后发现，家家的自留地里都种了这几样作物，他当即找到李叔，要求在一夜之内把刚刚出土的小苗全部铲除，并在全公社通过大喇叭做检查，在学习班上批判，李大叔急眼了，和公社书记据理力争：我们庄稼人过端午节包几个粽子，不光为自己吃，最主要的是为了给屈原吃，不种点黍子、粘高粱，每年屈原能吃到我们给上供的粽子吗？今天你要铲苗，我就和你拼了，反正我这个生队长也不想干了。公社书记一听给屈原“上供”用，就没话可说了，只好默认了，保住了这些小苗。但李叔被戴上了冲撞公社领导的帽子，还是在全乡通过大喇叭做了检查，挨了批判，撤销了生产队长，尽管村里人为大叔感到不公，那也是敢怒不敢言。村里人说，队长说给屈原送粽子只是搪塞公社书记，其实还是为了队上的孩子大人们在端午节能吃上粽子呀，队长真了不起，为了我们吃上粽子连公社书记都敢顶！

保住了禾苗，村里人对黍子、粘高粱和粘玉米这几种作更加重视了，像呵护自己的孩子，春种，夏锄，施肥每个环节侍弄得十分精心，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精扬细打，反复晾晒，然后分别装进专用的口袋储藏起来，无论平时有什么事情，什么重要客人来，这几种粮食是不能动的，这可是给“屈原准备的上供粽子米”呀，只有在来年的端午节，才能拿出来包粽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