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城镇化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驱动，体现为高新科技对都市文明的不断提升和持续建构。说“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包含着这样一个判断，即都市文明是比乡村文明更现代的文明。而这个“现代”或曰“现代性”的主导方面，就体现为都市文明构成中的高新科技含量。数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预言：美国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镇化，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似乎也可以说，城镇化和与之紧密相伴的新技术革命，也是带动我们文化发展的两大引擎。事实上，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革命性变化。我们当前文化建设中对“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强调，其实也是我们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文化建设举措。这个融合有利于转变文化发展方式，促进文化又好又快发展；有利于丰富文化样式业态，满足人们多样化文化需求；有利于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第三，城镇化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驱动，必须考虑实现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功能。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要优化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调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我国城镇化工作的上述要求，本质上是对文化转型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文化的转型发展，一要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二要有助于合理布局、协调互补，三要有助于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四是有助于传承文化、强化特色。我们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由这种城镇化驱动的文化转型发展将顺应并引领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城镇化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驱动，需要强化“文化综合创新”的意识。城镇化对于我们这个以农为本的国度而言，本身就体现为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相对于我们既往的乡村社会而言，城镇化意味着更为庞大的人口流动和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因此生成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更为包容的人文精神。城镇化及其导入的都市文明就其本质而言，是流动中的融通和包容中的凝聚。这样一种新的都市文明的建构，往往不是“以不变应万变”似的“继承创新”，而是如哲学大师张岱年所说的“文化综合创新”。“文化综合创新”的理念，是张岱年探索中华文化重建和复兴时提出的。提出的起因是超越文化上“传统主义”“西化主义”的两极性和单向度立场，坚持文化内容的可选择性并倡导文化“优选法”；而“文化综合创新”的意旨，则在于对多重文化因素进行有机融合、会通以有效实现文化转型发展。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汇流的时代大潮中，看到科技创新呼唤和孕育了系统集成思维，提出了“大成思维学”的系统思考。结合钱学森的思考来看张岱年的理念，我以为在城镇化驱动的文化转型发展中需要强化的是“集成创新”意识。因为“大成思维”就是“集大成”的思维，“文化综合创新”就是“文化集成创新”。所谓“文化转型发展”意味着对文化创新要素的选择、优化，以及在那一基础上的建模、构型。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推进城镇化主要任务，其中有一项是“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城镇建设水平，既是其生命力所在，也是其文化魅力所在。因此，城镇化驱动的文化转型发展，在顺应并引领城镇人的全面发展时，还要努力建构并提升城镇文化的精神品质。对此，工作会申说“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的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这项任务告诉我们，中国的城镇化是饱浸着中国“天人合一”理念的城镇化，是守望乡愁、延续文脉的城镇化，这也是我们文化转型发展中不移的信念和不变的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