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是农耕文明。以农为本、以农立国不仅因为“三农”问题是中华民族传衍与发展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是因为国家的律法规制与道德操守也深深根源于斯、维系于斯。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一以贯之于其中的文化传统，就其本质而言是求善重于求真且趋美重于趋利。这种重伦理轻逻辑、重感悟轻功利的人生信念几乎渗透在所有的生活仪式、人际交往、精神陶冶、休闲娱乐之中。不仅作为人生信念的文化内容是如此，对其加以呈现的文化形态也显得不悍不火、不躁不急、不浓不艳。绘画“计白当黑”的写意、戏曲“以一当十”的虚拟、民乐“大音希声”的空灵……无不在其底蕴上沉淀着农耕文明，流连于乡村境界。

现在，“城镇化”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降临了。“降临”的真实含义是：到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到7.1亿，城镇化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显然，对于我国来说，“城镇化”意味着重大的历史变更；但从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城镇化率”来看，我国还会因势利导地推进这一“自然历史过程”。就“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言，可以断言城镇化也将驱动文化发展的现代化。固然，现代化不是“西化”，尤其不会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西化”；但具有较高“城镇化率”的西方发达国家，由城镇功能决定的建筑文化，由市民需求引领的休闲文化，以及由文化流动、交集、包容而形成的契约文化，都可能成为驱动我们文化转型发展的“他山之石”。看看安德鲁在我国多地留下的包括“国家大剧院”在内的建筑样本，看看音乐剧这一“都市新演剧”演绎的“大市民伦理”，看看高新科技催生的文化新业态及其内容生产的新理念……我们不得不承认，“城镇化”已然驱动着我们文化的转型发展。

城镇化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驱动，首先体现为文化生产对市民文化消费需求的顺应。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乡村文明，培育出的文化消费心理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在时空观上，体现为“春种秋收闹冬闲”的“年周期”，这种“心理期待”适应节奏平缓且循环往复。二是在技艺观上，体现为“有起有合有承转”的“线性美”，这种“心理期待”适应材料天然且技艺单纯。不仅泥人、皮影、窗花、麦秸编等工艺文化就地取材，而且歌舞、曲艺、杂耍、地方戏等演艺文化亦率性而为。城镇，特别是都市文明在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为与之迥异的文化消费心理：时空观上，市民生活节奏是“作五息二度周末”，节奏提速且阡陌纵横；技艺观上，由于文化的流动、交集、包容乃至融合，市民们更向往材料的复合与手段的“交响”。在这种转型期，我们总能听到“静一些”“慢一些”的诉求，其实就体现出转型期文化消费心理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