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见义勇为的法制保障，需要提升法制“层级”，各地在呼吁国家制定这方面法律，上海则有意将见义勇为的规章上升到地方法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12年已经将见义勇为地方法规的制订列入调研方案阶段，并已有这个法规的研究报告和法规草案稿。从上海政府规章实践，存在需要更为明确的法制规定，如原不少地方法规的释义，见义勇为定义中认为只有“义”而无“勇”，也不能视为见义勇为，现实生活中，“老人摔倒要不要去搀扶”这样的问题，过去是“不成问题”的，现在成了“问题”，因为有“被搀扶者”有诬陷和讹诈行为，“反咬一口”，主动搀扶者变成“受牵连者”。应该被认为，“见义勇为”的“勇”，这就是见义勇为行为过程中的“风险”和各种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此外，还有责任主体不明确、奖励金额不明，以及缺乏法律责任等等。另一方面，观察已有的各地法规、规章，及我们的草案，大多是对见义勇为者得界定、确认，利益保护，奖励及资金来源等，几乎都缺少对“见义不为”的行为进行惩处。因为从道德层面的批评、谴责，包括媒体舆论的抨击，我们是有的，但既然是法律法规，就应该有惩处方面的法规。国外的这方面法规一般都有惩处规定，如法国2002年修订的《法国邢典法》有个罪名“怠于给予救助罪”（俗称“见死不救罪”），处5年监禁并罚款7.5万欧元。美国有《救援责任法》、《行善法案》，有不少罚则，如发现陌生人手上不打“911”电话（美国报警电话），会构成“疏忽罪”等等，值得我们借鉴。当然属于道德领域的立法它有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就是执法力量的配置和实施，怎么在执法上更为有效？比如，我们有上海地方的控烟和养犬条例，诸如有人在禁烟的区域吸烟可举报、要被处罚；养犬户遛狗污损环境、犬吠扰民、一家养两条狗以上的等，都违法，两个条例里面规定了很多的条文，但是违法之后怎么执法？执法取证难度就很高。对此，我们正在探索、实践。在见义勇为制定法规方面，上海人大常委会和相关法律工作者方面比较有决心，就是我们将要有比较大的推进。我想，我们对国家的见义勇为方面的法律也应寄予很好的预期，法制建设的推进，会对公民的道德行为做进一步规范和促进起很好的作用。我们深信，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相互促进，定使我们的社会文明水平有更高的提升。(周锦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