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湖北枣阳小伙张琪突患白血病，病危之际致电武汉市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捐献遗体，却被告知不提供上门服务，引发广泛关注。13日，武汉市红十字会表示，待张琪与父母商量后，将全力配合其进行遗体捐赠，让他的爱心得到传递。（《京华时报》11月14日）

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理念下，一个人作出捐献自己的遗体决定很不容易。更何况，在病危之机，还想到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社会，以便发挥更多的作用，这样的爱心值得鼓励和弘扬，也是当下最需要的社会正能量。然而，一句“不能提供上门服务”的回复，让爱心者的内心受到了伤害，并通过新闻传递而释放出“捐赠难”的寒意，对于整个社会的捐赠积极性，也将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更重要的是，相关慈善机构的形象，也将会因之再度受损。

与“不能上门提供服务”相对应的，便是遗体捐赠数量的稀缺。时下，捐献的遗体主要用于医学院的解剖课，遗体的稀缺严重影响医学教学质量。据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于恩华介绍，现在学校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大概平均每10人只能解剖1具遗体，一些非临床医学专业的医科生则根本没机会动手操作。没经历过解剖实践，学生会缺乏人体形态学的概念，会严重影响医学教学质量。

另一方面，有关统计数字显示，每年我国有100万人进行肾透析，30万人死于肝功能衰竭。尽管每年有1万余名患者接受移植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但器官移植的需求是150万，缺口巨大，许多患者因等不到供体抱憾而终。从2010年起，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卫生部宣布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建立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而这其中，包括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可移植器官。这意味着遗体捐献不仅解决了医学教学所需，更重要是，能够为紧缺的器官移植找到供体。

也正是因为如此，激活全民捐献热情，形成全民共识，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当务之急，也是各级器官捐赠主管机构和实施单位优先服务的方向。而要实现逐步转变这种传统看法和认识，就必须通过人性化的服务，达到引导、激励和回馈的作用。更何况，《武汉市遗体捐献条例》等地方条款明确规定，捐献人可以自己到登记机构办理遗体捐献手续，也可以要求登记机构上门办理。这意味着“上门办理”属于一种法定义务，“不能提供上门服务”的回复，既是对法律规定的违背，也是对社会爱心的伤害，给原本就遇冷的遗体捐赠浇了一盘冷水。

遗体捐赠不能释放“难捐赠”的寒意，没有什么理由比保护爱心和激发慈善更为重要，如果连送上门的捐赠都因为服务不到位而受阻，那么再多的宣传也必然无效。与此同时，透过个案不难看出，红十字会受理捐赠遗体的操作流程过分机械化，缺乏人性化，同样成为爱心伤害的重要原因。如此看来，红十字会广受社会诟病，社会信任度下降，呈现着体系性的症结。这其间除了改进工作方式和态度之外，更恐怕的还有体制弊端的追问。（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