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公开信与城管暴力一再上演，本质上是不矛盾的。事后有某种力量或者根本就是条件反射性地让受害者“自甘认错”，可见某种未知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压倒和消弭其主张人身安全权利的勇气。说白了，这与城管暴力的发生链条是一致的，是权力对于权利的压倒性优势在公共领域的展示。这种权力既能让城管行为屡屡失控，又能使受害者在舆论撑腰的情况下都不得不“低头”。就个案而言，这样的低头可能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于整个城管执法行为的改善却并无实质性的反思和推动。

不论这封信由谁所写，都无碍我们作出这样的评价：它更像一份权力部门的心声表白。“打人者固然不对，但客观地说，我也有一定责任”——负面事件当前，不是首先反思自身的作为，而是急于从对方身上寻求开脱的理由；“部分不切实际的传言，对一些人造成了不公正的伤害，也引起一些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同时也对延安的城市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先入为主地将舆论围观视为影响城市形象，而作为伤害源头的暴力行为却被置于不被反思的地位。这样的认知错位，恰恰是城管暴力重复上演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因此，在这起事件中，相较于追问公开信出自何人之手，更需要追问的是：谁来赋予受害者“不道歉”的勇气与权利？如果不能真正享有这样的权利，某些城管的暴力或许还会无所顾忌。(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