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民而言，尊重法律乃是第一条重要的“法律”。“组团式过马路”凸显出的是公民自利性的选择，对规则的尊重与遵守让位于个人私利性的偏好，此时就需要执法予以纠偏。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执法矫治，才能让公民最终形成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习惯。但是，行政执法的纠偏和矫治功能，关键不在于处罚的强度，而在于执法的密度与持久度。一旦执法松懈，行人就会产生侥幸心理，出现运动式执法的怪圈，甚至让公民产生逃避法律、规避法律的心理，使得其服从规则的行为习惯更难确立。

可见，治理行人闯红灯首先考验的是执法耐力。10元钱的罚款虽然算不上什么，但蕴含着对违章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让违法者意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久而久之能够在人们内心形成一种规则意识，并转化为“理应如此”的文明操守。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于公民违法行为的矫治，处罚的严密性、持久性较之严厉性更为重要。

秩序是文明与自由之母。彻底走出“组团式过马路”的治理困境，执法必须自身回归法治正途，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寻求对公民行为失范的纠偏。只有执法始终恪守本职，不缺位、不越位，秉持“愚公移山”的法治毅力，才能最终获得良好的马路秩序，也必将让公民享受到秩序带来的文明与自由。到那时，公民守法将不再出于处罚的威慑，而是出于热爱法律的德行与良知。

当然，从城市管理的善治层面看，还需在均衡路权冲突的基础上，将闯红灯行为纳入马路秩序的综合治理轨道。既要在交通设施上为行人提供足够的便利，也要同时治理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违章。对公民自身而言，则需要从这场治理中懂得：法治不仅是一种良好的期待，它更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行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