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高房价千夫所指，这与炒房者的推波助澜有相当关系。但是，显然易见的事实是，房屋并非非得由国家进行强制调控的东西，而是由市场调节所能自主解决的问题，国家对房屋的市场供求可以进行宏观调控，却不宜利用行政手段进行限制，这会破坏房屋市场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让市场关系紊乱。更何况，房价高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炒房者的问题，更是土地所有制、土地供应问题，是保障房建设问题，以及房屋建设中权力寻租与腐败问题，甚至是实体经济疲软等等问题。然而，其他问题却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且遇到既得利益集团阻挠，阻力重重，决策者还是选择了限购这种能立竿见影的制度。

制度性羞辱由此产生。那些有需求却条件不符合的一些公民，就想到通过这种假结婚的形式来规避限购政策。像新闻中的许先生，为了给儿子在北京买房，先与原配离婚，进而与一个陌生人结婚，你能说他不受羞辱吗？至于裴小姐，看起来她不劳而获3万元，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但用这种假结婚方式去获得这钱，难道不也是一种羞辱吗？如果没有这种政策，她或许不会得到这钱，当然也不会受此羞辱。

当然，限购制度先是给某些公民以制度性羞辱，但很快又发生了某些公民来羞辱制度。一些外地人想到了用假结婚来规避政策，另一些外地人则购买虚假的“5年完税证明”和“社保证明”，而中介机构更是推波助澜。所谓“国家有政策，中介有对策”。

这些小动作都在羞辱制度，一则化国家制度与政策于无形，轻松钻空子，让制度失去生命力，消解政府公信力。二则，由于利用假结婚形式规避政策，提高了购房成本，那些炒房者的成本提高，他们将成本转嫁于下家，提高房价。限购的目的是降低房价，但不经意却可能抬高房价，这让制度情何以堪？

当然，客观地说，限购政策能够起到一定的控制房价的作用。但这个政策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当这一政策遇到制度性羞辱和羞辱制度时，我们更应该考虑对房屋、土地制度等进行深层次改革了。杨涛